《日常生活变迁中的教育:明清时期杂字研究》
顾月琴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摘要：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辟土殖谷的农民、作巧成器的百工、通财鬻货的商人，为应对写信记账等生活需求，也有了读书识字的愿望与可能。此研究从大量原始资料入手，采取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揭示明清社会发展变迁中底层百姓的教育状况。研究先说明了研究缘起、研究综述及明清识字教材总体情况等内容，再追溯了杂字从古至今的历史轨迹，探讨了明清时期杂字在民间盛行的原因，系统分析了杂字与其他蒙学教材相比的不同特点，介绍了杂字在国内外的流播情况，最后指出了杂字与社会变迁的密切关系及其对成人教育、教材改革等方面的重大贡献。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第四章中
“第四节杂字语言特点及其教法的灵活性”部分。
一、杂字语言的通俗地方性
1、多用方言口语，通俗易懂
杂字一般是由市井中人及无名塾师编写，他们长期生活在民间，熟悉百姓生活习俗，所以内容紧贴实际，语言上也抛弃了艰涩难懂的文言文，而采用民间流行口语，如“男女齐下手，不要坐着玩。织成紬子布，不穿现成钱”，“说的咱家话，财主却不然”[1]等，此外句式简短，结构松散，朗朗上口，便于认记，即使文盲也能听懂记牢，因而深受百姓喜爱。现举几例体会杂字口语化及通俗性的特点。
《包举杂字》记叙商业活动基本采用日常用语，使初学者在诵读中能较快认识字形并获得相关的商业知识：
乡井寂寞，寄迹市镇。伙计生理，买卖找兑。
栈房粜籴，稽查商量。当铺馆店，染榨槽坊。
零沽趸贩，囤货转堆。记借赊那，赎还写帐。
价值筹算，现的可让。等称斤两，法码厘毫。
石斗升合，丈尺短长。孩提衰老，点滴勿欺。[2]
上文“生理”并不指“机体的生命活动和体内各器官的机能”，而是指“生意买卖”之意，在江浙沪地区百姓至今还留有口语“生理”或“生活”，皆指从事一定的劳动活动。“现的可让”“点滴勿欺”更是平常口语，初学者一听就能明白记住。《捷径杂字》用民间口语表现市井百相生活，语气诙谐：
打架扯皮，相骂啵嘴。关门躲债，设法做情。
真真宰相，老老元臣。有样没样，且看世上。
嫖赌逍遥，人鬼不像。丐化叫子，同流一伴。
人情南北，用费包封。银钱谷米，东扯西扪。
《四言杂字》通篇采用山西民间口语编成，因通俗易懂而突破地域局限，广泛流行在中国其他农村地区，如“越闲越懒，越吃越谗。抛来撒面，别当耍玩。披着蒲包，乞丐一般。落下老病，咳嗽吐痰。人行好事，自消祸端。辈辈兴旺，子孙繁衍。先教认字，后学耕田。莫惯子孙，无梯上天。教养坏了，规矩更难。子弟成名，父兄落贤。”作者全用百姓口语传授经验知识，易学易记，至今还盛行于民间社会，如山西包括江浙沪地区，用“越睡越懒，越吃越谗”批评好吃懒做的恶习，指责某人衣冠不整比作“乞丐一样”，告诫后人年轻时“落下老病”将来会“咳嗽吐痰”。而“莫惯子孙，上天无梯。教养坏了，规矩更难”等劝导，比起《三字经》“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规训更能让百姓理解。生动形象的民间口语走进书本，自然让他们容易领会并乐于学习。例如下述处世之道就少了抽象深奥的说教而易于领会：
不可以大压小，不可侍富欺贫。
不可面是背非，不可得重报轻。
不可瞒心昧己，不可利己损人。
不可因财失义，不可贪利忘恩。
若要人来敬我，除非我先敬人。
治家勤俭为本，代客丰盛为尊。
这些忠告远比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3]的道德说教更通俗明白，融思想性、知识性于识字教育，使百姓潜移默化中受到教化。又如《绘图庄农杂字》是以不识字的农民为教育对象，该书除图文对照外，用词浅显，极具口语化特点，文章先指明庄稼也是立身之本，开春种地，到了年底则宰杀牲口犒劳辛勤：
读书最高，庄稼衣强，开春种地。
先勤犁丈，犒劳年造，杀猪宰羊。
六个盘子，先吃血肠，膀蹄肘子。
切碎端上，肚子肝肺，大熬油汤。
粳米干饭，白肉片上，酒饭吃完。
主人商量，先种春麦，大麦须长。[4]
这部分叙述新年吃饭的情景，辛勤忙碌只到年底才能歇息片刻，吃点猪羊之类的荤食。中国百姓向以勤俭节约著称，“先吃血肠”、“大熬油汤”的饮食习惯也体现出百姓传统美德。吃过新年酒饭就是开春，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又要忙于耕作，因此作者紧接着描述农业活动，在田间挥汗劳作早已饥肠辘辘，所以盼到主人送饭自然高兴不已：
雇人铲地，閧然大帮，年造短工。
一齐歌唱，主人送饭，到地头上。
高粱米饭，豆腐熬汤，咸菜瓜子。
苏油拌上，盆子碗子，担一大筐。
筷子成对，勺子把长，喝声吃饭。
一扫净光，饭已吃完，急插锄张。
在行书动辄“之乎者也”的古代社会，作者抛弃了艰涩深奥的古文，采用百姓常用语，读来亲切自然，听来通俗入耳。即使文盲亦能听懂记牢，因此更易为百姓接受。
清初文学家蒲松龄在几十年与人民朝夕相处的艰难环境中，深知民间疾苦，为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他在民间《庄农杂字》基础上整理改编成《日用俗字》，该书共有身体、庄农、养蚕等三十一章，大体可分为身体医药、饮食杂用、生产各行、兵器法律、宗教迷信、动植物类、社会问题等方面。在编书过程中，蒲松龄听取了许多农民的意见，校正了一些字词读音，并且有意多用俗字俗语，体现了山东农村地区的语言特色，例如《庄农章第二》中有如下语句：
朝廷自古重耕田，生意百行他占先。
庄稼忙乱无头启，只有冬月稍清闲。
（土柴）道垞涯防作蹋，坝堰还恐水冲坍。
正月暖和才化冻，挑壕出粪用筐杴。
粪堆倒蹬两三遍，上靽鞏来地里搬。
犁箭耢耓安排好，又买撇绳换秃镵。
蒲笠蓑衣防备雨，打扫筈淖垫猪栏。
耢过才着种耙耩，耧斗石沉种金尖。[5]
上述“启（都，启字去点—笔者注）”俗语读作“笃”，肛门，臀部的意思。其他民间文学作品中也有所见，如《何典》系清朝乾隆、嘉庆年间上海才子张南庄所著的讽刺性滑稽体章回小说，其第三章曾有这样的语句“把药吃下去，犹如倒在狗启里，一些也没用！”“化冻”即“开冻”，指的是冰雪融化，民间口语中常指春天到来的情景。“靽”也写作“袢”，俗语读作“判”，驾车时套在牲口后部的皮带。“撇绳”指耕田或拉车时指挥牲口的绳子，连在缰绳上，拉则左转，撇则右转。“蒲笠”指蒲草编制的帽子，“蓑衣”是用草或棕等制成可穿在身上的雨衣。“耢”是用枝条编成用于平整地面和碎土的农具。“耩”用耧播种或施肥。“耧斗石”或称“耧斗锤”，是在耧斗内用绳栓上一块铁或石头，上面连一段铁丝或竹篾，播种时可限制种子的量而使种子均匀落入耧脚。“种金”指耧车脚前端装的以插入土中播种的铁器，比较尖锐。“簸箕”指民间用来扬场用的小簸箕，用竹篾编成。“拘绳”或作“具绳”是一种较粗的绳子，一端栓有木杈子，用于捆绑之用，类似于江南一带的“扁担绳”。鲁中地区以山地和丘陵居多，区内湖泊较少，因此居住这带的农民重视农业生产，农具比较齐全，这些都是明清时期鲁中地区流行口语及常用器物，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距离淄博不远的临朐地区，约生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的马益著写了《庄农日用杂字》，该书也采用大量方言俗语，其中部分农具及口语与蒲著《日用俗字·庄农章第二》相同，如“开冻先出粪，制下镢和锨”，“二人齐上袢，推了十数天”，“撇绳皮爪口，笼嘴荆条编”，“耢条湿的好，索头连横杆”，“蓑衣防备雨，苇笠钉上圈”，“耩子拾掇好，种金尖又尖”，“耧斗锤栓好，耧仓板休偏”，“迎风摔簸箕，扬的蛾眉弯”。杂字取材于民间，又采用流行口语，广大群众读来倍感亲切，因而流传较广，“它（指蒲松龄的《日用俗字》）当时作为文化课本传播到数百里外的登州、东昌、沂州等地，对普及文化和传播知识起过重要作用”[6]。其中马益著《庄农日用杂字》中如“买上群廓落，冬天好踹栏”，“养猪图攒粪，瞅挣是枉然”，“草根堆成块，预备好垫栏”等口头语至今还在鲁中农村地区流传，“廓落”指体瘦身长吃食正多的半大猪，当今方言还戏称“半大孩子廓落猪”，这些用方言口语总结的实践经验成为百姓农事活动的参考指南，让他们受益匪浅。
2、采用韵语形式，易读易记
押韵，通常是运用在诗词中的写作手法，一般在诗或词的一段或一段的几句中，在一些句末使用韵母声音相近或相同的字，使之读来顺口，听起来和谐。也即“押韵的‘韵’，与‘韵母’不完全相同，凡腹韵相同或者相近的（如果有韵尾，韵尾也要相同），都属于同一个‘韵’。就是说韵头可以不管，只要腹韵相同或相近、且韵尾相同的都算同一个韵”[7]。杂字语言除通俗易懂，具有口语化特点外，有的还用韵语编成，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分类杂字韵语，这种杂字书分类编排，收词较多，有的有词无句，有的能连属成文；另一种是各言杂字韵语，这种杂字书不分类，收字不多，全书一贯，基本能连属成文，用四言、五言或六言的韵语，或采用“三、三、七”的句式，读来顺口，富有美感，可当民谣或顺口溜记诵，深受百姓喜爱。“古诗协韵的形式，有一韵到底和换韵两种，韵脚也有逐句韵和隔句韵”[8]。而这两类韵语杂字多数是隔句押韵，一般是奇句不押韵，偶句押韵，而韵脚形式比较灵活，既有一韵到底，也有中间换韵，下面对这两种韵语杂字择要进行分析。
有词无句的分类杂字韵语每门类下大多押韵，但内容间缺乏连贯性，只是同类事物名称汇聚，例如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新锲鳌头备用杂字元龟》，共有谷类门、颜色门、衣服门等二十个门类，各类行文两句一组，各组末字大多互相押韵，较多出现各组最后一字韵脚相同，如其《杂货门第八》中为：
苎麻胶漆，苏木降香。（xiāng）。
金银锭段，白纸阡张。（zhāng）
冥衣纸马，蜡烛笺香。（xiāng）……
桦皮碱水，铜绿藤黄。（huáng）
槲皮沙皮，姜末干姜。（jiāng）
铜青广青，绯丹黄丹。（dān）
桐油柿漆，红铜黑铅。（qiān）
韶粉紫粉，白矾绿矾。（fán）
黄蜡白蜡，明矾皂矾。（fán）[9]
上段两句一组，各组最后一字互相押韵，如“香”与“张”押“āng”韵，中间几组由于以“香”、“黄”、“姜”结语，仍都押“āng”韵，在“姜末干姜”后换韵，末字以“丹”、“铅”、“矾”结尾，故换韵押“an”，之后又依次押“a”、“ɑo”、“ua”、“en”、“ing”、“an”、“ang”、“eng”等韵。在此门类作者汇聚生活百货，既有蜡烛香纸等祭祀用品，也有各类花卉及针线什物，内容庞杂缺少完整性，但由于作者使韵母相同或相近的字词在文中有规律地、反复地出现，前后呼应配合，读来铿锵有力，顺口通畅。其他门类形式基本相同，如“器用门第九”，除中间个别字词外，基本押韵，如“船”、“竿”、“筵”、“鞭”等字押“an”韵，而“铃”与“钉”隔句押“ing”韵，之后“衡”、“筝”两字又换“eng”，以下依次押“an”、“eng”、“ang”、“uo”、”“ou”、“I”、“ai”、“un”、“ao”、“in”等韵。虽然这类杂字仅是事物名称的汇聚，内容稍嫌单调呆板，但由于采用韵语，并多次换韵，因而诵读时较有节奏感，能激发初学者的学习兴趣。
连属成文的分类韵语主要以蒲松龄《日用俗字》较为典型，该书收字约一万四千多字，分为身体、庄农、养蚕、饮食等三十一章，每章为一门类，每类将常用俗字、俗语连属成七言韵文，一韵到底，情节较为完整，如《行衏章第二十五》，（行衏：古代妓院或伶人处所）
娼妓一流最可哀，全凭笑脸赚钱财。（cái）
书画琴棋称名妓，吹弹歌舞有长材。（cái）
难同贫士风流梦，常入村夫汗臭怀。(huái）
连夜奉承不眨眼，打盹也须勉强陪。(péi）……
乍见交欢情似火，久离泣说瘦如柴。(chái）
初同鸳枕魂消去，才听鸡声泪下来。(lái）
方因送旧啼声断，旋为迎新笑口开。(kāi）
忽然经断怀妊娠，老鸨求医为打胎。(tāi）
白发上头客不至，红粉绝气死无材。(cái）……
天疱发时满屋臭，老鸨撵出卧当街。(jiē）
子弟收心娼妇嫁，最为长策莫疑猜。(cāi）[10]
在此门类中，每句末字除中间“鞋”与文末“街”两字韵母与其他各字相近外，其余都押“ai”韵，这样读来顺口，听来入耳，在认字同时得到思想感情的教益。上段杂字作者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娼妓见钱眼开的心理及薄情寡义的神态，为了金钱妓女们投怀送抱喜新厌旧，人老珠黄时却是门庭冷落，寂寞孤独，最可悲的是不幸染上疾病，“天疱发时满屋臭”，遭到妓院无情抛弃并惨卧街头。因此作者规劝后学子弟不要寻花问柳，以使妓女改嫁从良。在该章作者用七言韵语描述妓女们的悲惨命运，生动形象，易于诵读并理解，将百姓的识字教育与社会现状相结合，使他们受到深刻的道德教育，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及艺术价值。
各言杂字韵语不分类，收字较少，全书基本连属成文，有四言、五言或六言韵语，或采用“三三七”句式，灵活多变，朗朗上口。例如《山西杂字必读》，四字一句，隔句押韵，简短有力，明快利落，形式整齐，下面仅从《山西杂字必读》摘取几句体会其押韵特色：
人生世间，耕读当先（xiān）。
生意买卖，图赚利钱（qián）。
学会写帐，再打算盘（pán）。
天平戥子，纸墨笔砚（yàn）。
家业易败，功名常传（chuán）。
你若不信，东阿去看（kàn）。
于氏阁老，至今体面（miàn）。
富不可骄，贫当无产（chǎn）。[11]
显而易见全文隔句押“an”韵，一韵到底，轻快流畅，富有节奏感，且语言通俗，内容贴近百姓日常生活，所以明清时期在山西甚至全国广为流传。此外如清山东临朐马益著《庄农日用杂字》、佚名《绘图庄农杂字》等，都是隔句叶韵，一韵到底。如《绘图庄农杂字》全文皆押“ang”韵，和谐上口，形式整齐，生动形象：
人生在世，先入学堂（táng）。
桌椅板凳，坐杌床帐（zhàng）。
南北大炕，书桌摆上（shàng）。
五经三传，诗书文章（zhāng）。
笔墨纸砚，川连纸张（zhāng）。
笔筒笔架，仿圈仿梁（liáng）。
小刀号包，抽匣好放（fàng）。
习写文字，时刻莫望（wàng）。
当然各言韵语杂字也有中间换韵，如佚名《六言杂字》，全文以韵语编成，六言一句，多次换韵，内容包罗万象，以下仅摘取部分代表性韵语：
勤俭富贵之本，懒惰贫贱之苗（miáo）。
三教九流固好，无如耕田为高（gāo）。
早备蓑衣斗笠，整顿耖子量杆（gān）。
犁躯镵头辟耳，锄头撮锹铁掀（xiān）。
毛诗大易左氏，卷卷俱要熟温（wēn）。
先写宏模大字，后换小字引本（běn）。
大小尊卑长幼，不可废灭人伦（lún）。
礼仪廉耻要晓，父母伯叔当尊（zūn）。
山药芋头菱角，藕稍黎藿野芹（qín）。
豆芽葫芦瓠子，粉皮茭笋面筋（jīn）。
卧房侧室厨屋，厢房塞耳迥廊（láng）。
鼓皮门扇板壁，中梁榈枋穿枋（fāng）。[12]
全文共有句左右，句末多换韵，如“ao”、“an”、“en”、“un”、“in”、“ang”等韵，但基本以“an”韵为主，读来顺口，听之悦耳，因此深受百姓喜爱甚至远播日本。此外李公润著《妇女杂字》约字，句式短小，文字明丽，语气舒缓，隔句押韵，并多次换韵，以“an”、“ang”、“I”、“un”、“ing”韵为主，其中“an”韵及“I”韵在文中反复出现，全文流畅和谐，使初学者在诵读中就能轻易地背诵、识字并学到生活百科常识。
《天津地理买卖杂字》全书约二千四百余字，采用天津民歌“三三七”律，很像快板，易于上口，节奏明快，便于背诵与合唱。三句一组，后二句末字押韵，组与组韵不通押，用通俗平白的语言介绍了天津的地理概貌及社会状况，如：
张秀岩，宁星谱（pǔ），先贫后富可说古（gǔ）。
天津卫，有富家（jiā），估衣街上好繁华（huá）。
财势大，数卞家（jiā），东韩西穆也数他（tā）。
振德黄，益德王（wáng），益照林家长源杨（yáng）。[13]
除开头部分都押“ui”韵外，其他各句基本换韵，如“u”、“ua”、“a”、“ang”、“en”、“I”、“an”等韵，句式短小，节奏明快，体现了天津方言浑厚干脆、铿锵有力的特点，可当歌谣或“顺口溜”教读儿童，内容又与当时天津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因此深受一般市井成人喜爱，在社会上畅销一时并不断有人修改重版。
虽然这些韵语杂字没有严格的押韵及平仄标准，但采用韵语将许多涣散之音联络贯串，尤其是以类相聚的杂字，少了呆板单调而使语句灵动跳跃，因而节奏更鲜明、声律更和谐；吟诵起来铿锵悦耳。同时由于“韵文是应劳动生活的节奏而产生的”[14]，押韵使杂字朗朗上口，即使篇幅较长，也易读易记，符合百姓的认知特点，“合辙押韵可以使诗句、唱词、民歌、戏曲等音调和谐悦耳，富有音乐美，吟诵、演唱顺口，易于记忆”[15]。《山西杂字必读》、《六言杂字》、《庄农杂字》、《天津地理买卖杂字》等能深受群众喜爱并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也是原因之一。
二、杂字教法的灵活多样性
杂字是乡村塾师或市井中人为解决农民、商人、学徒或手工业者识字记账掌握技艺而编的非正规识字教材，其性质、内容与对象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教育场所的多变性及教法的灵活性。它们既可在私塾作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补充教材，也是学徒、商人在空余的自学教材，不少农民子弟则是利用下雨天或冬季空闲时请人教读。
1、私塾集中教学
明清科举竞争加剧，学习期限漫长，金榜题名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十年寒窗”更是加重了普通家庭的经济负担。迫于生计，一般家庭子弟在私塾只求粗识文字，能够在平常生活中写写信，记记帐而已，即如《山头杂字》宋信中所指出“富者能攻功名易，贫家欲求力不能。寒童读书无大志，十有八九不能成。此志随小难随意，惟求买卖记帐明。今序一本明帐记，敬心编出诲蒙童。莫笑粗俗少文句，不过就正器物名。虽然各行不全备，寻常用者尽可凭。买卖肯读记心腹，写帐不用求人情”[16]。因此松江府金泽一带，“男子生五岁至十岁，上学识字，贫者多出就外傅……或别有生理……”[17]，而塾师长期生活在民间，深知百姓实际需求，因此往往把杂字作为补充教材，刘成禹先生回忆当时私塾教育时指出“所教为《千字文》及《四言杂字》之类。父兄所求者，不过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帐而已”[18]。在闽粤赣客家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那里的私塾也曾广泛采用民间杂字作为识字课本，如林梁峰的《一年使用杂字文》，佚名的《四言杂字》等等。
早在南宋时期，著名诗人陆游曾在《秋日郊居》第三首诗下自注：“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由此可见农村子弟是在十月农闲时入学识字。冬学是民间社教形式，选择在冬天农闲时节为农民及其子弟提供启蒙教育的一种教学形式，其性质相当于私塾，一般于每年10、11月开学，翌年2月初春耕前结束。《大元通制条格》也曾有过记载：“至元十年五月，大司农司各道劝农官申：各路府州司县在城关厢已设长学外，据村庄各社请教冬学，多系粗识文字之人，往往读《随身宝》、《衣服杂字》之类，枉误后人，皆宜禁约。”[19]从元朝政府禁令各地冬学教学《衣服杂字》可推知当时这类学校用杂字作为教材。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识字是重要环节，是读书、写字、作文的基础。清人王筠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20]。崔学古在《幼训·识字》里也说：“凡训蒙勿轻易教书。……识字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因此明清私塾非常重视识字教育，图文对照的杂字，一般采用指物识字的方法，如《新编对相四言》关于天文知识“天、云、雷、雨”，日常生活用品“藤箱、弓袋、墨斗、交椅”，花草水果“菱角、青梨、牡丹、芙蓉”等，因为有具体形象的图像作为参照，学童一般比较容易理解掌握。又如《绘图智灯杂字》用趣味盎然的插图表示抽象的活动，如“赢输、拈阄、籴粜、抬杠、买卖”等，王筠曾总结识字教育经验，“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字。又须先易讲者，而后及难讲者。”[21]因为“知识的开端永远必须来自感官”，因此“对这种年岁进行教导的主要媒介应当是感官知觉，而视官又是感官中最主要的一个”[22]。插图是保证直观教学最简单的辅助工具，因此这类图文对照杂字已具有直观教学的意义了。
对于以类相聚的杂字，则采取对比识字的方法，即通过对形似字、音近字的辨认进行教学。如《新锲鳌头备用杂字元龟》“竹木门第十”列举树木名称：“松木杉木，梓树桐树。梨木枣木、桃树杏树。柏木檀木、榆树栗树。桫枋罗松、柽树楸树”，《使用杂字》蔬菜名称“葱韮薤蒜，茄子薞子。芫荽莴苣，芸苔莙莲。萝葡枣儿，芹菜葫苣”等，通过对字形、字音的对比辨认，加上反复诵读，从而掌握它们的读音和写法。对于篇幅较长且连属成文的杂字，则采用诵读为主的识字法。诵读是我国古代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朱熹曾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23]。古时读书一般是学童立于教师案旁，教师先读，学生随之跟读，读至数遍或十数遍，令学生回到座位自读，读至数百遍后，再至教师案前背诵，背诵无误再教新课。每日教新课前，又须将前数日或前数月所读之书，轮流背诵，称为“温书”或“理书”[24]。陆世仪在《论小学》中也提到：“凡人有记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识未开，则多记性，少悟性。十五以后，知识既开，物欲渐染，则多悟性，少记性。故凡有所当读之书，皆当自十五以前使之读熟。”将诵读与讲解结合会产生较好效果，富有教学经验的清初苏州塾师崔学古曾总结道：“儿童止用口耳，不用心目……教完一首，又通首教五遍，或十遍，或数十遍，自能成诵。”[25]这种教学方法也适合杂字课本，《妇女杂字》所言“幼稚入塾，赠此册简；认识讲解，莫嫌漏浅……字数稀少，务期熟烂”[26]，多数杂字作者在文末会语重心长地提出，“奉劝后世子弟，用心精习前言。识得这些杂字，外人谁不称贤。攒成六言要语，最宜诵读参详”[27]。而韵文杂字如《一年使用杂字文》、《六言杂字》、《七言杂字》等，因采用韵语形式，读来朗朗上口，通过反复认读背诵，一篇三千字左右的杂字只需两个多月就可熟读背诵加以应用，如《七言杂字》在序言明确指出“此书原为识字者而作也，故不论其文之俗雅，贵集律诗话图，学者遂句诵之，启日即喻，凡某应用字迹无不豁然贯通，熟读澈记何难酬世？诚为幼学全镜至。”[28]
私塾集中识字教学，对于那些不准备科举考试，只求粗识文字以便日常生活能写信记账的学生而言，是大有裨益的。他们进入私塾只花几年甚至几个月在认识一些常用字后不等读完四书五经就中途辍学谋生去了。江苏昆陵《恤孤家塾规条》写明“生徒如质地平常，粗能识字记账，即须学习生理，藉以养母成家”[29]。嘉道时湖州府南浔一带的农民子弟入村塾，“三载省仿贴，约略得笔说”[30]，然后就回家从事其他职业了，杭州府城外的河渚，“子弟就塾，率十五罢就农”[31]，而杂字作为非正规的识字教材，人们往往是在空闲时才会“揭开念遍”，因此更多情况下其教育场所是不固定的，而师生也不拘年龄身份，就如《绘图庄农杂字》作者所说“俗言杂字，费纸数张。记在心中，时刻莫忘。一篇一篇，细细参详”[32]，闲时认读识记，体现了教学教法的灵活性。
2、民间分散教学
杂字是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广大市井人士、农民及手工业者识字记账掌握技艺需求而大量产生，因此不仅作为私塾教育的补充读物，更是学徒、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业余学习的识字教材和职业教材，由于这些初学者年龄、身份、职业的特殊性，他们不像私塾学生每天有固定时间由老师监督教授学习，而往往是利用空闲请识字者教读或自学，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明清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百工兴起，尤其是山西一带，依托有利的地理和时势，商业繁荣，店铺林立，吸纳了众多青少年学徒。伙计制是当时商业中普遍运用的经营方式，所谓“大贾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有贾无副，则贾不行”[33]，杂字对此也做了介绍，“要做生意，奔跋难免。赁下铺面，伙计照管”[34]。为了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生存下来，这些市井小商人和学徒空余还必须学习相关的商业知识与实用技能，一是通过那些族人乡党及师傅的言传身教；另外就是靠识字课本及商业书自学。“古代的商业教育一般是徒弟居于店东之家，店东供以衣食住行，教以商业技能”[35]。例如在山西票号的练习生由号内年长资深者严加督励，利用业余时间苦练写字、打算盘、背诵砝码及“银色歌和平码歌”[36]。而识字作为写字记账等其他一切商业技能的基础，显然也是平时不可缺少的学习课程之一。如《山西杂字必读》开头就点明这些商业知识的必要性：“人生世间，耕读当先。生意买卖，图赚利钱。学会写帐，再打算盘。天平戥子，纸墨笔砚”，结尾又写道“杂字难尽，故录数千。儒者见笑，童稚喜念。闲谈私语，莫揭人短。阴天下雨，揭开念遍。常读熟记，上帐不难”。从中我们可知此文主要是为市井小商人的子弟及学徒认字记账之需编写。他们平时一般住在店铺打理生意，遇到下雨生意冷落或店铺打烊后就请店中年长识字者教学，粗识之后就以自学为主，经常翻阅诵读，以便熟记常用杂字，这样上帐打算盘就比较容易，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另外，明清时期出版类似杂字的“致富奇书”、“商贾一览”等商业用书，如明黄汴的《一统路程图记》、陶承庆的《商程一览》、清代赖盛远的《商贾要览》、佚名的《江湖绘图路程》等，这些商业书用语通俗，总结经商经验、行为规范及交通行程，包括出门、行船、住宿、交易、各水陆路特点及注意事项，简单实用，是经商者外出途中随身携带的珍宝，他们现学现用，提高了处理商业事物的能力，就如傅衣凌先生所指出的“这些商业和商品教科书，无疑对人们从事商业活动起着指南的作用。”[37]
农村识字教育因农业生产受天气及季节影响而带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随意性。南宋诗人范成大晚年所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描绘农村风俗人情和农民生活，其中《夏日》“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38]，刻画农家辛勤劳动的情景，不但成人从早到晚忙碌农事和家庭手工业，就连未谙世事的小孩也在学种瓜秧。男耕女织不但是南宋农民真实的生活写照，也体现传统社会农业耕作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虽然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小农经济的内向封闭性、稳定性、自给自足性，但农村依然保持着繁忙辛劳的生活节奏，所谓“乡民习耕作，男子七八岁时亦从师读书，有暇则斫草伺养，或随父母作轻便工”[39]，因此无论孩童还是成人往往在农闲或下雨时找人识字学习。“这种课本能起字典的作用，在校学到一点基础后，回家可以无师自通。一个文盲上一、两次冬学，可以变成非文盲。”[40]清代后期山西平遥、祁县和太谷农村常用这种方法。在那里，凡是上不起学而又渴望识字的乡村孩童和成人通常采用《俗言杂字》学习识字。他们想要识字，可以向人借抄本一册，请人教认，自学方法，因人而异。一般利用农闲或者雨天歇工时，找识字者教读，每次少则一至二行，多则三行、五行不等，学者将其熟读背过之后，正楷默写在一个本子上。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待这本杂字识认完毕后，也就成了一册[41]。这本《俗言杂字》内容不断增删，现存清代《俗言杂字》,全文共有5,余字，包括农业活动、商业经验及衣食住行等知识。还有广泛流传于闽西、赣南及粤东客家人聚集区的《一年使用杂字》，作者林宝树看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根本没受教育的机会，为让农村孩童和青年识字懂礼，他凭自己的力量，以客家方言为主写了这篇文章，便于他们在农闲时认读。“宁失千量金，莫失杂字文”，此文后来流传于闽粤赣广大客家地区，不但作为私塾读物，而且那些上不起学的青少年及成人在农闲或冬季也把它作为识字教材。作者在文末提出殷切希望“我今写了一年完，要你后生留心记”。《一年使用杂字》确如作者所期盼的，因内容贴近人们生活，语言通俗浅显易于诵读而深受农民子弟的喜爱，成为他们主要的识字教材，受益人口数百万。明清时期流传于广东陆河地区的客家《四言杂字》（吉康版）一方面作为私塾读物，通过塾师教授认读识字，另方面由于经济窘迫，一些贫穷子弟上学不易，就在业余诵读杂字，有些甚至与同伴玩耍中互相背诵，指物识记，就如《四言杂字》末尾所提“杂字当知，录出颇齐。诸童玩记，庶几可矣。口诵心维，酌用而己”。[42]
此外家庭内部也用杂字作识字课本和常用字典。如李公润为其小女李秀兰所作《妇女杂字》，主要对家族中的女孩进行识字、思想与知识教育。一般是由父兄教其认字背诵，女童空闲自学，教法灵活自便。更多情况下人们抄写认读杂字，并把它们作为字典备藏于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实物再让子孙认读，“此类杂字切合日用需要，不但是教材而且有字典的用处。熟读背诵之后，遇到要用的字便背诵而得，再查书就能模写了”[43]，喻岳衡先生在《捷径杂字包举杂字》前言指出这些杂字书“解放前在一些中下层社会的家庭中，几至家置一编，念过几年书而又不准备考秀才、举人的，都备有这些书，既是识字课本，又是常用字典，不仅自己终生翻阅，有的还传给后代儿孙”，因此平常家藏的杂字书，往往“多有破损，甚或几经补缀”[44]，这也从侧面印证杂字在平常生活中实际使用频率之高。
杂字读者不拘年龄、身份、性别，体现了杂字教学教法的灵活性，既可私塾统一教授蒙童，也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在店铺或家中甚至旅途中认读识字，“熟读认真，谨记在心。执簿开单，随笔莫懒”[45]，这种随学随用非正规的教学方法，使统治者所鄙视的村夫牧子、贩夫走卒能在短期内积累一定的识字量，提高了他们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
注释[1]（清）马益著：《庄农日用杂字》，马维堂供稿，文见《春秋》年第1期。
[2]（明清）佚名：《包举杂字》，文见喻岳衡主编：《传统蒙学书集成》，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年版，第18--24页。
[3]《孟子·梁惠王》。
[4]（明清）佚名：《绘图庄农杂字》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
[5]（清）蒲松龄：《日用俗字》，乾隆丁卯年间刻本，山东济南王孔瑞先生家藏。
[6]汪玢玲：《蒲松林与民间文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年版，第页。
[7]黄伯容、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74页。
[8]蒋礼鸿、任铭善：《古汉语通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9]（明）佚名：《新锲鳌头备用杂字元龟》，明万历二十二年刊本。
[10]（清）蒲松龄：《日用俗字》，乾隆丁卯年间刻本，山东济南王孔瑞先生家藏。
[11]（清）佚名：《山西杂字必读》，同治元年东昌善成堂刊。
[12]（明清）佚名：《六言杂字》，民国间上海普通书局石印本。
[13]（清）佚名：《天津地理买卖杂字》，天津聚文山房发庄民国十八年版。
[14]蒋礼鸿、任铭善：《古汉语通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15]黄伯容、廖序东：《现代汉语》（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年版，第74页。（合辙也是押韵的意思。戏曲界习惯上把戏曲唱词中的‘韵’叫做‘辙’。）
[16]（清）宋信中：《山头杂字》，山东博山民间抄本。
[17]《金泽小志》卷一风俗，转引自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年第1期。
[18]刘成禹：《世载堂杂忆》，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年版，第2页。
[19]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北京：法律出版社年版，第83页。
[20]（清）王筠：《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稿》本。
[21]（清）王筠：《教童子法》，《丛书集成初稿》本。
[22]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23]（南宋）朱熹：《训学斋规》。
[24]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25]（清）王晫：《檀几丛书》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26]（清）李公润：《妇女杂字》，山东德州日报编辑孙玉海先生家藏本。
[27]（明清）佚名：《六言杂字》，民国间上海普通书局石印本。
[28]（清）佚名：《七言杂字》，光绪乙巳七月新刻，古绛宝善堂梓行。
[29]多贺秋五郎：《宗谱的研究》（资料篇），东洋文库年版，第页。转引起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教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30]咸丰《南浔镇志》卷二一农桑收施国祁诗，转引自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年第1期。
[31]《南漳子》序，转引自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年第1期。
[32]（明清）佚名：《绘图庄农杂字》，上海锦章书局石印本。
[33]（清）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
[34]（清）佚名：《山西杂字必读》，同治元年东昌善成堂刊。
[35]章开沅、马敏、朱英：《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6]丁钢主编：《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教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第51页。
[37]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8]赵玉臣主编：《小学生必背古诗词70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版，第99页。
[39]《双林镇志》卷一五（原纂）风俗，转引自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清史研究》，年第1期。
[40]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辛安亭论教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41]史若民、牛白琳：《平、祁、太经济社会史料与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42]（清）佚名：《四言杂字》（吉康版），广东陆河民间抄本，东坑彭先生供稿。
[43]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
[44]喻岳衡主编：《捷径杂字包举杂字·前言》，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年版，第8页。
[45]（清）佚名：《四言杂字》（吉康版），广东陆河民间抄本，东坑彭先生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