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晓雯
原散载于《南方周末》等报刊
以下以各篇主人公姓氏拼音排序
曹亚平
曹亚平至今记得那个夏天。他看完《柏林情话》，定在胜利电影院门口。天野已然玄青，对街牙白色楼顶上，镶了一丝浅粉。散场和入场的人，同时从前后冲刷他。吃纸杯冰激淋的女学生，将他挤动起来。他捂着两腋痱子，走过七站路。一个新鲜的人生理想，在身体里持久震荡。
高三毕业，曹亚平报名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收到准考证，压在桌玻璃下，不时看一晌。彼时，就职国棉十七厂的大哥，反复谈论大字报；念中学的小妹，常带《青年报》回家，誊抄转载的社论。他不及留意，直至五毛钱报名费，被兑成邮票，退了回来。
两年后，曹亚平乘友谊号客轮，至崇明东风农场。翌年成为“修地球”能手。插秧、施肥、耘地、锄草、间苗、采棉、割稻、挑担、脱粒。他肤色微黝，两肩硬茧。头顶大草帽，腕缠白毛巾。走在人群中，扎高半头，得“长脚”称号。女知青们注意他，说他肖似梁波罗。
曹亚平擅讲故事。收工后，空酒瓶插了野花，置于行李箱拼成的桌上。倚桌开讲《绿尸体》《基督山恩仇记》《安娜·卡列尼娜》。室友冯军间歇演奏小提琴。宿舍挤满人，听完犹自不去。卸下门板当饭桌，拎一只洋火炉，烹几道小菜。气枪打了麻雀，与面疙瘩同煮。稻田放水时捡的鲫鱼，高筒套鞋装回做汤。手电筒裹上红布，诱捕整整一面锣螃蟹，蒸得膏黄喷香。兼佐农友探亲带回的辣酱、炒麦粉、大白兔奶糖。轧轧三胡，咪咪老白酒。
吃到酒气冲头，齐吼《知青之歌》。吼罢，眼底浮泪。点一支牡丹烟，怅怅然轮抽，掏起私房话。说陆续有人上调。冯军道：“曹亚平，哪天咱们都回去了，我骑着老坦克，到你楼下喊，长脚，下来啦，上班去。”曹亚平哽声道：“我不上班，我要念戏剧学院。我的人生理想是当演员。”邻室王红旗接话：“屁精才当演员。”曹亚平一拳击中他鼻梁。众人两厢劝开，煞兴而散。
次年，场部来了工作组，发动“一打三反”。讲故事的曹亚平，被定为“宣扬封资修毒素的黑势力”。隔离、批斗、监督劳动、办“学习班”。大字报贴满食堂和宿舍屋山头。没人敢搭讪，唯目光相接，默递一支烟。
王红旗检举，冯军是曹亚平小兄弟，同属一个小集团。一日，冯军趴在床上，用小提琴弓毛套住自己脑袋，勾到床头横档上。室友发现时，他已身体僵硬，双脚青紫，看似一条被命运拉紧项圈的狗。
运动骤然开始，悄然结束。如洪水扫荡而过，留一地荒碱。曹亚平佝了背，缩了脖。满颌胡渣，犹如苔藓。白天扛泥络担，拖两脚泥水，在开河工地里走。夜晚睁大眼睛，听岛风拨刺白垩墙缝，呜呜作声。门后挂晾的汰脚布，无人取用，冻得硬邦邦。想起是冯军“畏罪自杀”遗物。偷偷收好。
室友皆次回城。当交警、进航道局、做中学老师、入工矿企业。新来者叽喳嬉闹，春游似的。笑言绑行李的草绳藏藏好，今朝下乡，明日上调。曹亚平嫌他们粗鄙，怏怏寡交。逾数年，上调骤减，渐而悄悄取消。开始顶替政策。知青们通关系，找门路。病退、困退、商调。花样百出地离开。
宿舍空了泰半，长起蘑菇和霉斑。留守者疯野了。吃酒、旷工、斗殴。曹亚平的新室友，每晚打大怪路子。经他抗议，移去路灯下。打过通宵，意犹不足。每人五分洋钿，凑足一元整，赌吃煤球。真有人煤球兑水，一饮而尽。还打赌吃油肉、喝酱油、荡竹竿。仿佛玩掉性命才好。
曹亚平父母早已退休，顶替无望；参加高考，得分二百八十五，因“政治表现不佳”被刷。年复一年，面皮如鼓皮，抻得松弛了。才犹犹豫豫，起念成家。
梁惠珍是场部小学老师。医院。母亲跟小姐妹抱怨：“姓曹的大珍珍十多岁。除了几分皮相，啥都没有。珍珍吃死爱死，还要闹自杀。是我帮她洗的胃，眼泪水流光，只得同意下来。”
曹亚平和梁惠珍，领好结婚证，敲下大喜日。梁家老夫妇换了新衣，坐船至吴淞码头，转乘公交车。花费一星期，给上海亲友逐家递喜帖。又在绿杨村大酒店，预订十二桌。曹亚平也做忙碌准备状。梁惠珍一到，室友嚷嚷，“新娘子来啦”，跑个精光。
少时，传闻将有“拷浜”（上海话，指把河里的水排干再抓鱼虾，一点也不剩下。编者注）政策，单身知青统一回沪。有人漏给曹亚平。曹亚平捽住他衣领，拎得双脚离地。那人嘴唇抖抖道：“保不准是谣言呢。”曹亚平狂奔而出，不知所往。清晨归来，鞋袜尽失，满腿沙板土，颊颐明显凹瘦了。
隔日，梁惠珍来，商议定做西装。见他恍恍不语，便说：“你是喝过墨水的上海高中生，跟我结婚，亏了是吧。今天把话讲清楚。”曹亚平讶然抬眼，铆牢她的小圆面孔，一字一顿道：“我不想结婚了。”
言罢，任由她半跪于前，道歉哀求。她哭，他也落泪。面皮赪红，却不松口。入暮，梁家父母同来。父亲道：“请你讲讲真实想法。”母亲推开老伴，戳着曹亚平额头，骂他政治落后，作风腐败。言辞越难听，曹亚平越释然，“不离也行。婚礼我不来，你们更没面子。”
僵至第五日，女方让了步。曹亚平斗劲一懈，反觉空落落。曾经的丈母娘，逢人控诉，说他害女儿自杀两次。还反复申明，俩人并未同居。室友不理睬曹亚平。女同志当面啐他“陈世美”。他撑着一口气，发誓返城之后，不与旧人来往。
月余，“拷浜”文件下达。知青骚乱起来。撕褥子，砸热水瓶，扔搪瓷面盆。拥抱、哭泣、互留传呼电话。唯曹亚平躲进蚊帐，数日不出。他是离婚人员，不在政策里头。俄听有人至床前，掐了嗓门道：“早知如此，不如乖乖当个新郎官。”引一室哗笑。
大部队走后，曹亚平调至场部棉纺织厂，当辅助工。拉纱、摆纱管、上棉卷、推粗纱车。工余不与人交往。搬只杌子，枯坐路边，面朝南门码头方向。他发际线逐年潮退了，眼皮耷拉成三角。松细的胳膊腿，将关节衬得凸大。整个人支支楞楞。
同事暗呼他“老疯子”“老花痴”“老哑巴”。也有说，“他不哑，有次撞见他哼《柏林情话》呢，还蛮好听。”旁问：“《柏林情话》是啥？”答：“老里八早的民主德国电影。那时还叫民主德国。你们小年轻，不懂。不说也罢。”
曾雪梅
曾雪梅七岁时，喜欢趴在窗槛上，仰面数飞机。飞机跟小鸟似的，翅膀不动滑过去。时或起一记嘘声，仿佛有人吹口哨。地平线轰然颤动，团起一扎扎乌云。曾雪梅觉得像是过年放鞭炮，便拍手欢呼。母亲兜头一掌道：“看啥西洋镜，东洋鬼子投炸弹呢，把闸北炸平了，还在南京路上开枪杀人。回头捉牢你这种不听话的小囡，扯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
是年，曾雪梅已开始念书。父亲说：“女小囡学点文化，以后不被婆家欺负。”送她到私立小学，读至十三岁，又报名爱国女子中学。尚未入学，校舍被日本人炸坏。曾家弃了房产，逃到法租界，在寺庙院子里搭个滚地龙。
曾雪梅断续上了四年夜校。父亲道：“家里情况不好，你相帮分担点吧。”她便辍了学，由邻居引荐，到日本人厂里做工。厂子在川公路，叫福助洋行。曾雪梅定在门口，不肯进去。邻居反复诘问，她才憋红脸道：“日本人，会吃小囡吗。”
曾雪梅过了考试，因为识字多，被派作车间记录员。每月工资三十多，外加大米、菜油、黄豆各十斤。逾数月，养得颊颐圆润，头发也黑了回去。工头二本松是日本人，一对近心眼，腰背微微佝偻，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他的夫人千代子，也在车间工作。一次，邀了几个中国女工，去她家吃饭。曾雪梅走过南京路，浑身觳觫。谎称不舒服，让同事们先行，自己坐到上街沿，掏出用来送礼的苹果，边啃边想心事。食罢，核子一扔，返身往回走。
旬余，有个机修工来车间做工，嘴巴不清爽。曾雪梅道：“钟阿宝，我又不上车子，机器坏了关我啥事。你再说话不二不三，我就骂你八格牙鲁了。”钟阿宝不怒反笑，“曾雪梅，你觉得中国人好，还是日本人好。”曾雪梅睃一眼围观同事，道：“宁波猪猡，我才不上你老当。”钟阿宝跌足道：“大家都是中国人，又是同事，屋里厢也住得近，说话做啥这么难听。等着，有你后悔的。”
曾雪梅回得家来，说与母亲。母亲道：“当然中国人好，有啥不敢讲的，随他告到东洋拿摩温那里去。”曾雪梅道：“我也不晓得。听说中国工头都打人的。二本松不打人，也不拖欠工资。日本大班来视察时，还给每人发十块洋钿奖金。”母亲嘴唇一抖抖道：“小恩小惠的，就把你收买了。不是鬼子杀人放火，你爸还在四马路小菜场卖甲鱼呢。我们家就不会穷，你就会一直念书，保不准念成个挺刮的女大学生了。”曾雪梅默然一晌，问：“那为啥让我去日本工厂做事。”“嘁，赚鬼子的钞票，也是爱国啊。”
旋而到月头，发了工资，曾雪梅背回大米和黄豆。母亲借了一座台秤过磅，忽道：“好像少脱了。”曾雪梅听得口齿有异，抬眼见她嘴巴歪斜，唇角拖下一径涎沫来。“妈，怎么了。”母亲想伸手去擦，感觉天花板一动，面孔已然贴倒在地。
一日工间休息，千代子问曾雪梅，是不是有心事。曾雪梅犹豫一下，说：“我妈跌了跤，半边身子僵掉了。找过郎中，不见好。现在她不肯吃饭，说要早点死掉，帮我们节省钞票。”千代子取了六十块钱，让她给母亲找西医，补营养。曾雪梅推却着，收下，回去说与家人。母亲回光返照似的，嗓门铿铿响道：“我是个强硬的人，不讨日本人便宜。”一口气接不上，眼乌珠翻了白。曾雪梅扑近去，见一滴浊黄的泪水，爬过母亲的太阳穴，在鬓边略作停滞，啪嗒滴落于枕上。
曾雪梅把钱还给千代子，自此避开她和二本松。母亲过世不久，大哥和一个电话公司女职员结婚，住上公司分配的大房子，把父亲也接了去。阿嫂给曾雪梅介绍了在南华酒家当厨师的老乡。谈了一年多，请亲友在扬子饭店吃一顿饭，算是把婚结了。
婚后，丈夫建议曾雪梅辞工。犹豫间，日本投降，福助洋行解散。曾雪梅归得家来，专心养胎。忽一日，老邻居捎来二本松的信。她才晓得，厂里的日本人，都被关到了提篮桥。她瞒着丈夫，买了六包稻香村鸭肫肝，找来几张连史纸，学千代子的做派，将点心盒子包起来，用绢带扎个蝴蝶结。
曾雪梅拎了鸭肫肝，去提篮桥探监。登记、盘问、等待。听到喊她名字，已是入暮时分。晃眼见一个灰发女人，穿着空阔的囚服，挪着碎步出来。曾雪梅啊呀一声，汪起半眶泪。千代子坐下，咬咬嘴唇，微笑道：“我们快被遣送回日本了。以后没饭吃，到上海来讨饭，你会给点吃的吗。”曾雪梅奋力点头。千代子深鞠一躬，泪水甩在点心盒上，连史纸的颜色一滩滩深起来。是日临别，千代子送了一包童装，都是亲手缝制的。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在中国生孩子。曾雪梅怕丈夫见怪，留了一件电机纱短褂，其余送去典当铺。
三个月后，曾雪梅开始做母亲。将电机纱短褂给大儿穿，很快短小了，便收起来，转与二儿穿。怀第三胎时，解放军来了。派出所唤了她去，“日本人撤离前，把工厂机器运到吴淞口，扔进海里了。你晓不晓得这件事。”她说不晓得。派出所道：“听说你跟日本人关系好，会得讲日本话，经常骂中国人八格牙鲁。”曾雪梅道：“放他娘的狗臭屁，我顶顶恨东洋鬼子了，我妈就是给他们气死的。不信把钟阿宝叫来，当面问问。最讨厌男人家背地嚼舌头。”派出所道：“不是钟阿宝讲的，是人民群众普遍反映。”又盘问几句，才放她走。
曾雪梅把弄堂里玩耍的二儿揪回家，闭紧房门，剥了他身上的电机纱短褂，剪成一条条，混着废报纸烧掉。二儿嚎啕不已，被她甩了一巴掌，“哭你个魂灵头。日本鬼子良心忒坏，啥人稀罕他们的破烂衣裳。”二儿道：“你说千代子阿姨蛮好的。”“呸呸，什么千代子万代子，乱话三千。当心日本鬼子把你撕成两爿，蘸蘸腐乳吃掉。”二儿嘶了一声，不再说话。
戴秀蓉
戴秀蓉皮肤冷白。窄小的额角上，青筋隐隐绰绰。她生于年夏。蝉声挠人，梧桐叶沉沉不动。戴明预备了藤制摇篮，买来百多元的“华生”电扇。登门恭贺的亲友，围着电扇不走。戴秀蓉昼夜啼哭，大口吐牛奶。张爱娣用手帕浸透牛奶，给女儿擦拭身体。
戴明是国棉十七厂的八级钳工。年，工资上调到一百二十八元。戴家住长白二村，戴秀蓉念图门中学。她的马尾辫梢，用粗电线烫成波浪。一出黄梅天，就穿裙子。铜盆领柔姿纱衬衫，涤卡背带八裥裙，横搭扣中跟皮鞋。教室窗口一阵嘁啜。“天还没热呢，裙子那么短。”“人家是资产阶级娇小姐。”“穿得不好看，又白又胖，腿上都是肉。”
戴秀蓉初中毕业，顶替母亲，进市印刷三厂。她爱笑，边笑边拍腿，腮帮明亮地鼓起来。还爱唱歌，美声歌唱家似的，双手搭在胸前。唱至高音，脖子抻直了，似有无形的线牵引。小伙子们围着转：“蓉蓉，给我唱支歌吧。”
厂里搞联欢，戴秀蓉跳交谊舞，和范爱国跳得多。电焊工范爱国，长发，方脸。右手掐住她的肩膀，小指微翘，指甲盖油亮。舞蹈间隙，范爱国劝酒。戴秀蓉一嘴啤酒沫。递烟，也不拒。她用指根夹烟，从鼻孔喷烟。
张爱娣说，范爱国吊儿郎当，家境又差。给女儿介绍对象。孙志平身高一米八二，在宝钢餐饮部上班，父亲是港务局离休干部。新房也现成，延吉新村二室户。
孙家打了一套清水蜡克组合式家具，购置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录像机和录音机，送上九九金的戒指项链。同事们说：“戴秀蓉嫁有钱人了，喜糖袋子里，八粒都是‘大白兔’。”
翌年有了孙芊芊，白皮肤似妈，小眼睛像爸。孙志平抱怨妻子打通宵麻将。戴秀蓉说：“给我闭嘴。”孙志平闭嘴。戴秀蓉在牌桌上，一年赢九百块。好运气全在她这里了。
孙芊芊八岁时，爷爷高血压中风偏瘫。孙志平为了方便照顾，商调到海虹宾馆。印刷三厂规模缩小，厂房出租，开了浴场。戴秀蓉申请“放班”，到淮海路瑞兴百货工作。厂里工资照发，外加营业员薪水七百元。商场老板约她到“红房子”吃西餐，说她笑容酷似山口百惠。戴秀蓉当上领班，每月另拿提成。
五一假期，戴明早醒，连呼胃疼。张爱娣赶着买菜，扔给他一只热水袋。傍晚，戴秀蓉来。张爱娣说：“你爸睡了一天。”
戴秀蓉推女儿：“去喊外公。”
戴明猛然坐起。“不行了，不行了。”扯着领口，大声喘气。
孙志平叫救护车。医院门口，戴明突然安静。戴秀蓉摸摸父亲脑袋。花杂的头发，像被风拂过的草，顺着手势低伏。心内科医生做检查，挡开哭闹的张爱娣，绷起脸说：“心肌梗塞都这样，一下就没了。”
逾年，海虹宾馆效益不佳，转给天一国际。孙志平下岗。又一年，瑞兴百货倒闭。戴秀蓉受小姐妹鼓动，加入玫琳凯直销。打电话、约面谈、上美容课。她告诉孙志平，销售冠军将被邀至美国，参加总部年会，“还能穿晚礼服，走红地毯，一路享受追光灯。”
戴秀蓉开始耳鸣，鬓角黄斑点点。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开了牛黄清胃丸。一日，她遭客户“放鸽子”，挤公交回家时，珍珠项链又被扯散。进门撞见孙芊芊，在偷玩俄罗斯方块。兜头一掌，打得手心发麻。旋即拉过女儿，揉额角，擦眼泪。她换下职业套裙，走到厨房，双手插进淘米水，突然不动了。孙芊芊过来冲果珍，怯声喊妈。戴秀蓉举一只手，正反地看。“囡囡，女人不能操劳，一操劳就老了。”
戴秀蓉是独生女。张爱娣因宫外孕，再没生育。戴明生前阔绰，积蓄不多。孙家大儿在南京，二儿在四川。戴秀蓉嘱咐孙志平，服侍好父亲，多争遗产。孙志平说：“你巴望他死吗？”又说，“我讨厌你卖化妆品。本来够白了，还擦那个什么粉，看起来像……日本妓女。”他想说“歌舞伎”，找不准词。
夫妻三天不说话。孙芊芊周末去外婆家。孙志平独自看电视，忽觉沙发逼仄。座垫、靠背、扶手，从各个方向压迫他。他走进阳台，打开台灯。桌上摊着预约卡、美容卡、客户通讯薄。字迹密密挨挤。他想妻子新烫的头发，脑袋膨大一圈；想她的洋红毛衣。戴秀蓉适合各种红色，红色使她明亮。
孙志平出门取助动车。风像巴掌一样，扇打他的眉骨。骑至乌鲁木齐路口，望见玫琳凯楼顶广告牌。一个女人举着口红，另几个咧开巨唇，牙齿被路灯光打成姜黄色。
销售员做完培训，陆续出来。戴秀蓉夹在其中，矮矮小小，缩着脖颈。黑色羽绒服，将下巴和膝盖裹没了。孙志平看表，九点十四分。她到路边打电话。一辆白色普桑驶过他，靠近她。她挺起胸脯，把发卷归到耳后。车门一开，钻了进去。
孙志平跟过两个路口。白车停，他也停。湿寒透骨，棉毛裤黏在腿上，脑袋嗡嗡僵痛。白车骤然开动，拐弯消失了。孙志平扭头注视他的“嘉陵”。橘红车身，满是擦痕，座垫海绵烂糟糟翻出来。他踢它一脚，又赶忙扶起。
戴秀蓉解释，那是老同事范爱国。十年前下海卖服装，成了大老板。他帮她团购护肤品。“我快做到‘红背心’了，还差五千元业绩。索性先买进，囤着慢慢卖。”她打开吊橱，展示几十件瓶瓶罐罐。孙志平耳廓上血管跳动。“你又老又胖，人家大老板看中什么。”
是夜，被窝豁开空隙，灌进风来。孙志平悄悄挨近妻子。戴秀蓉挪向床沿，掖紧被角。她回想年轻时候，和范爱国跳舞。鼻头渗汗，腿侧酸软，宝蓝色三翻假领子，毛剌剌扎着颈窝。《青年圆舞曲》陡至高潮，范爱国手臂一带，旋转起来。他们转啊转，一圈一圈，仿佛舞蹈永远不会停止。
高秋妹
高秋妹初见养父母，是在五岁时。高盘玖穿了一袭机织布长衫。张咏珊盘了对鬟，石青色的阴丹士林高领旗袍底下，玻璃丝袜淡淡泛光。他们站在新普育堂的会客间，看着像是来做人客的。高盘玖在两排孤儿里反复挑拣，逐个查看头发牙齿，最后选中高保生和高秋妹。
养父母皆是广东人。高盘玖在束发之年，自己跑到深圳宝安码头，央着跑船的人，带他来上海。他做过讨饭瓜子，逾数年，至十六铺码头当学徒。三十五岁上，开了“打挣馆”，雇来十多个工人，给外国人修轮船。他在鸭绿路上认识个咸水妹，带回家来，在武昌路同仁里借了前楼同住。张咏珊不能生育，便到孤儿院领养。这是六七年后，高保生告诉高秋妹的。高秋妹问，咸水妹是啥意思。哥哥附耳道，就是跟外国人睏觉的中国女人。
高秋妹看轻养母，却钦佩养父。养父自学识字和打算盘，还订了两份报。高秋妹六岁起，拿了报纸，楼上楼下地问，学得二三十个字。高盘玖夸她聪明，欲送她上学。张咏珊道：“女仔读什么书啦。”吵一架。翌年，养父做了主，将她送到武昌路三元公庙里的私立小学。
高盘玖投资赌场，未几，亏了本，带高秋妹去讨债。赌场在永安公司七重天楼上，讨债队伍一径排过南京路。轮到高家父女时，天色已然昏昧，对方将空了的钱袋子一抖，让他们下个月来。旬余，养父僵着脸回家，说：“赌场大老板逃去香港了。”
高家收拾细软，搬到华龙路顾家弄，住进三层阁。逾数月，被人找上门，讨欠债，讨工资。哥哥停了学，到太古码头做记录员。养母出去当保姆。想让高秋妹进工厂，年龄太小，未遂。高秋妹便荡在弄堂里，帮双职工倒倒马桶，给小脚老太们挑挑井水，赚几个铜钿。养母没钱囤米，每到开火仓时，让她揣个小淘箩，出去现买两升米。高秋妹不敢吃饱，时或半夜饿醒，听家人们磨牙、放屁、说梦话，看老虎窗上慢慢亮起来。
一日，养父给高秋妹塞了块梨膏糖，说：“你要乖乖叫，长大后待妈妈好一点。”出门上班，再没回来。有说他外逃躲债，有说是被人做掉了。养母不敢报警，怄着一口气，詈骂高秋妹。夜里厢，她唤起养女，让她跟个“阿二头”走。高秋妹问：“你把我卖了吗?”养母答：“你是大人了，要学会给家里挣钱。”阿二头将高秋妹偷偷带进袜子厂，花了半晚时间，教她做熟工序。翌日领去见拿摩温，“小姑娘年龄不大，做生活却是熟手，不信你试她一试。”厂里收留她做夜班，负责在流水线旁，把袜头对准袜筒套上去。高秋妹时或站着睡过去，脑袋一冲一冲，几欲扎进机器里。拿摩温用铁管敲她，敲过几次，将她辞退。
养母继续赶她出去做工。高秋妹磨过螺丝钉，当过缫丝工。最后在烟厂里，负责把蒸熟的烟叶抽掉老茎。她拉了满手的泡，每日回得家来，养母帮她逐个挑破，把一对流脓的小手，浸在明矾水里收干。
翌年，东洋人打来，私营工厂纷纷关闭。高秋妹失了业，出去捡菜皮，拾垃圾，剥死人衣裳，常被“三道头”举着警棍追打。移时，高保生又要搬走。养母这才晓得，他找了个照相馆老板的大小姐，做起倒插门女婿来。她哭一场，对高秋妹道：“白眼狼，白白里养大你们，翅膀硬了，都想朝外头飞。”藏起养子送的大米，顿顿用六谷粉煮粥，给高秋妹吃。
高秋妹愈发消瘦，锁骨耸棱棱如刀背。她替有钱人家喂狗，帮纺织女工带孩子。无事可做了，满街乱走，寻点零碎生活。或有人介绍去日本工厂，弗肯。她亲见一个南顾家弄的女人，被日本兵拖进据点。张咏珊劝了劝，叹道：“不去就不去吧，儿大不由人。”她年前腹泻欲死，以为是“二号病”，却慢慢活了回来。自此倏然见老，对养女有了近乎讨好的依赖。
忽一日，听闻中纺一厂在招养成工。高秋妹时已二十，谎称年方及笄。负责招工的拿摩温，搦了根竹头，往她头顶上一比，相信了。高秋妹被分到细纱间，做挡车工。工友互以工号相称。有个“60号”，与高秋妹相善，将自家二哥介绍与她。张咏珊觉察了，跌足道：“你去别家伺候男人了，让我怎么办。”摸到60号家里，闹一场，“别看秋妹长得小样，都快三十岁了。身体也没发育好，怕是以后不能生。”
男友提出分手，高秋妹大病。张咏珊喂粥喂汤，半夜扶她溲溺，替她清洗血短裤。道：“我伲娘俩家头，你照顾我，我照顾你，一辈子就过掉了。要男人做啥，想想你爸，你哥，哪个靠得牢。”高秋妹讷然。
此后，母女依傍度日。高秋妹常年夜班，晚间十时到厂，清晨六时回家。整日里昏淘淘睡觉。忽而响了一夜的枪，中纺一厂改名国棉一厂，拿摩温废了。高秋妹只管守住纱车，闷头做事。偶尔落几根灰头发，才会捻了手指头，出一歇神。
一日，居委唤了高秋妹去，盘问她家人情况。高秋妹说：“高保生政治立场坚定，早跟资本家老婆撇清关系了。倒是张咏珊，在旧社会做过妓女，专门跟外国人搞七捻三。”这样，张咏珊成了街道重点批斗对象。不批斗时，她就扫街，穿着咔叽布工装，戴了藏青色的工人帽，从弄口扫到弄底。时有孩童结伙而过，撩掉她的帽子。她赪红了脸，搁下扫帚，一抖一抖，弯腰去捡。一次，高秋妹见到，犹豫着，替她捡了。她将帽子拍回地上，说：“当初高盘玖想要两个儿子，我说一男一女好，才会收养的你。我脾气不好，却从没打过你。你倒讲讲看，我哪里待亏你，你到底恨我个啥。”
何秀花
人人都说何秀花面相福答答，天生是个享清福的。何秀花听了，总要嗤一声：“跟了杨嘉禾那鼻头洞朝天的老头子，能享啥的福。”说罢便笑。圆腮帮子往上一耸，下巴陷进层层叠叠的脖颈肉里。
何秀花生于宁波，自小长了一张宁波汤团脸。一个姐姐落地而亡，一个哥哥破伤风夭折。剩着个二哥，某日顾自贪玩，把一岁小妹扔在久安堂弄口的水门汀地上。何秀花中了暑，重病不死，自此受尽父母的宠。
四年后，父亲经由老乡介绍，跑到上海，在时代染织厂做“饭师傅”。又过三载，母亲携婆婆和一对儿女北上，也进染织厂，在织布间做挡车工。何秀花十二岁时，母亲复有身孕，她便顶替进厂，做起童工来。
在几十号人的厂里，何秀花是“小阿妹”。众人皆爱捏捏她手，掐掐她腿，把她的肉脸揉成团。她个头矮，上不了机，便在准备车间摇筒子。倏尔摇腻了，溜到对过弄堂，和小孩们轧三胡、孵太阳、跳长绳。工友找来，甚或老板找来：“小阿妹，快去做生活，否则钞票没得啦。”何秀花红着脸，假作不闻。
小厂没有拿摩温，单单雇了个老太婆，站在大门口，将出厂工人逐个从头捋到脚。她曾把何秀花偷藏在身的机头布搜出来。解放军进城后，抄身老太失了业。何秀花蓄上两兜石块，跑过三个路口，去砸她家玻璃窗。
继而成立工会，继而实行三班倒，拿固定工资，继而国家派来干部，把私人老板降作车间主任。运动一波波地来。何秀花懵懂懂的，让开会便开会，让喊口号，便喊口号。她年逾十八，仍是同事眼中的“小阿妹”。
厂里开“周末饭会”，请其他单位青年男女联谊。何秀花便与杨嘉禾结识。杨嘉禾时或打电话到厂里，约她跳舞、看电影、吃点心。何秀花嫌鄙他是公安局的，工资不如自己高。又捺不住贪玩，次次受邀。
一日约在大光明电影院。何秀花照了老规矩，搭搭架子，迟到半小时，见杨嘉禾不在，即刻眼底浮泪，扭头就走。第三天，杨嘉禾来电解释，“单位临时开会，谁都没办法走，”又道，“开的反胡风大会。不巧我夸奖过胡风的文章，他们说我是胡风爪牙。”
“那你是不是爪牙？”
“天地良心，你是晓得我的。”
“我不晓得你，我们才见几面。”
“开完会，我衬衫都没穿，套件马甲冲出来。他们怀疑我是通风报信，昨日审了一天。我说是怕女朋友等，把你名字告诉他们了。”
“呸呸呸，跟我有啥关系，啥人是你女朋友。”
俄顷，杨嘉禾单位来人调查。党支部书记说：“秀花是共青团支部委员，家庭成分也好。”谈罢送客，书记召来何秀花，“听说那个姓杨的，是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正在接受管制审查。”何秀花骇然而泣，受了一通安慰。
逾数日，杨嘉禾又来电话，“我没任何问题的，调查清楚就出来了，请你相信我。要不让我们领导出面跟你解释。”何秀花道：“你个扫帚星，我不认得你。”烫手似地摔掉话筒。杨嘉禾一次次打电话，又跑到工厂门房间坐等。工友道：“小阿妹，男朋友来了，做啥不出去啊。”何秀花道：“你帮我去讲，我不在。”工友便去说：“秀花让我讲，她不在。”
月馀，杨嘉禾被安排下乡劳动，弗肯，“女朋友被你们吓跑了，这问题不解决，我就不去。”单位派了个处长，找到何秀花，“小杨有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过还是好同志。下放在东茭泾河那里，不远，两年就回来。你多支持，最好先把婚结了，机关可以分间婚房。”何秀花愀然不语。
少后，工友问起，何秀花说：“杨嘉禾年龄太大。”众人纷纷道：“年龄大才靠得牢。那次他来厂里，谭阿姨张阿姨王阿姨都去看了，觉得人蛮老实。你不见他，他眼泪水要落下来，真是吃死爱死你。何况还有婚房。你说你屋里厢，老娘一把年纪了，当什么光荣妈妈，不停给你生阿弟阿妹。一张小眠床，挤得前胸贴后背，还让你相帮带小囡。索性结婚搬出来，清清静静。”何秀花想一想，笑了，“他两只鼻头洞朝天，怕是聚不了财。”
婚后不久，全国粮食紧张。何秀花被归为轻体力劳动者，每月分配二十八斤洋籼米。同事道：“小阿妹面孔圆了，长得像个干部，家里男人倒是精精瘦。”何秀花道：“他胃口不好，老说吃不下，只好我多吃。”
邻里也有议论，说老杨买汰烧，样样来，还给女人洗血短裤。何秀花听了，回家发起火来，“我例假不能碰冷水，难般让你洗一洗的，你得帮我讲清爽，”越说越气，嘟嘴跺脚，“又老又穷又反动的小资产阶级，跟了你算倒八辈子霉，没事被人讲闲话。”杨嘉禾喏喏，出去与人言：“我家秀花十二岁就进厂，不容易的，你们别再背地里讲她了。”邻里讶然，复又引为笑料。
何秀花生了个女儿，不肯再让丈夫碰，“要是不当心又有了怎办。国家现在鼓励少生，我看一个就够了。我妈生得一身病，整个人瘪塌塌的。”产后愈发脾气无常。高兴起来，抱紧女儿，心肝肉肉乱叫。不高兴了，听凭女儿哭哑过去。
一日，何母上门探望外孙女，见五斗橱上放了几块桂花条头糕，被西晒太阳烤得硬邦邦。何秀花说：“我怕小囡偷吃，放得高些。”
母亲默然一晌，道：“做人都要吃苦头的，晚吃不如早吃，免得一辈子不懂事体。”
“啥意思，我没吃过苦头吗，从小出来养家。”
“你吃的啥苦头。别人为了多拿工钿，上班抢生活做，你天天像去白相的。不是你爸跟在后头揩屁股，老板老早不要你。现在换了小杨帮你撑腰。小杨大你很多，肝脏也不好，哪能撑一辈子。”
何秀花双目鼓圆起来，似要嗔怒，骤然泄气道：“杨嘉禾，他敢。不许他比我早死。”
江秀凤
人人都说，江家三小姐酷肖宋庆龄。一帘垂丝刘海，鬟发绾低在后颈窝。她五岁练毛笔。及至上学，文章写得周正。十三岁，由老师带领，出去抵制日货。江老爷恰路过，见女儿站在杌子上，和男同学一起，高喊“打倒日本人”。怒极，替她退了学。江秀凤垂手喏喏，偷哭一场。
江家初住镇江。地方军变，逃至苏北姜堰。江老爷垂亡，对江秀凤说：“八个子女里，我最对你不起。你识字最早最快，本该去苏州，读个女子中学。你心肠太软，文化最低。务必找户好人家，乱世里撑着你。”
江秀凤十八岁成亲。婆家开当铺。丈夫孙震东读过私塾，高中毕业，在洋行上班。逾数年，时局颠簸，职业不稳。他跑去泰州，与人合开影院。钱财骗失殆尽，暂搬至岳母家。
少时，日本人来。满街火药味，扎得鼻孔黏燥。孙震东不顾内兄反对，携妻挈孥，逃到沙港子。当地传言：“孙震东是江纯甫女婿。江纯甫在南通做过大官。家里的袁大头、孙小头，用麻袋装。法币堆得一屋屋。”孙震东被绑票三次。江秀凤从大哥处，求得两次赎金。第三次，她拖着四儿二女，跪在绑匪家门口，嗷啕喊穷。绑匪不忍，放人。孙震东见到妻子，兜头一耳光，“你做的好事，把我面子都落光了。”
他们回姜堰。受四弟资助，开一爿店，取名“镇太和”。从大店批了日用百货卖。江秀凤坐店理账。做警察的远房表哥，帮忙罩护。孙震东想重振当铺，未遂。他从自家店里拿酒，喝得酲酲然。时或詈骂江秀凤，说她和表哥走动太密。扯住她前襟，抖筛似的，甩来晃去。
江秀凤悄悄拜托二姐，“他再没工作，就要毁了。”彼时，二姐夫留美归来，就职于上海工务局。把连襟介绍到芜湖信托局。孙震东对妻子道：“我就说吧，只要是人材，总有人求上门。你还想去托关系，哼，也太小看我。”江秀凤唯唯。
此后一段太平日脚。孙震东颊颐滚圆起来。他爱把孩子拢在身边，来回数点，“我养了四只光榔头，三根小辫子。家子婆亦有功劳。”江秀凤匿笑。她已鬓角藤灰，眉毛疏淡，面相比丈夫年长。
春杪，局势暧昧。信托局同事纷纷南逃，让孙震东同逃。弗肯，举家回上海，借住五弟家。上海一夜翻天。孙震东没有工作，去做了登记。人民政府将他派至宣城，当小银行职员。工资五十五，补贴完父母，每月寄回三十元。儿女渐长，家用不够。江秀凤到街道当扫盲夜校老师。
年余，三反五反。孙震东被人揭发，旧时待过洋行。五反队自安徽来，搜查“孙震东贪污的金首饰”。江秀凤上交一把银勺子、一根红木文明棍、一只英国奶粉铁皮罐。给丈夫写信，叮嘱服从国家，回音渺然。
七年后，孙震东回沪。牙齿落半，踽踽有老态。“我是清白的，他们啥都没审出来，”又说，“是我自己辞职，不想干了。他们反复挽留我。”翌年，他脖颈水肿，胸腔疼痛，查出肺癌晚期。
冬至，后夜，月光冷黄，窗框摇动。孙震东呼吸如鸣笛。江秀凤抱紧他，感觉他浑身震颤。似有猛兽挣扎，要从轻瘦的骨骼里出来。江秀凤的耳朵，凑向他墨灰的嘴唇，听见一字一噎说：“政府晓得冤枉我，赔了两百块钱。我怕人偷走，没告诉你。”
孙震东落葬不久，扫盲夜校解散。江秀凤抠挖墙脚。果真埋有人民币，裹了数层油纸。油纸遭鼠啮，边角残缺。里头钞票张张霉湿，一碰即烂。江秀凤抓了废钱，撒在亡夫遗像上，“孙震东，孙震东，我忍了你一辈子。”
江秀凤找街道干部，求一份工作，“我啥苦都能吃。”旬余，如愿。到新单位报到，着阴丹士林蓝布旗袍，大美华绣花软底鞋。同事嗤笑：“收个垃圾废品，还要穿旗袍。”江秀凤回家，拆却旧衫，缝制劳动装。她初次穿两截头衣裤，感觉仿佛赤身裸体。
废品站二人一组。一人称废品，一人付钱。江秀凤同组的同事，以前是个阔少。因政府动员劳动力，被迫出来工作。他说：“我堂堂大学生，竟和家庭妇女一样工资。”终日枯坐废品站内，捧一本《新名词辞典》。
江秀凤独自出站。拉着板车，在徐家汇兜转。双目曝光，扎痛流泪。后颈晒伤起泡。脚底老茧厚硬，被撕剥得坑坑洼洼。一次，上门收废品，遇故人。对方瞩视良久，忽道：“三小姐，是你吧。”她赪红了脸，仓皇下楼，缩立于墙边，放任自己哭个够。俄而摇摇小铃，起车前行。
江秀凤收了十年废品，光荣退休。住大儿家，朝北小间，一床、一椅、一马桶。她把孙震东遗像挂在床前，又裁开月历纸，书写兄弟姐妹名字，粘到墙壁上。他们都不在了。大哥殁于镇反；二姐五弟六妹亡于“文革”；四弟在五七干校病重不治；小弟远赴西双版纳，在原始森林里，被一棵大树砸死。
江秀凤不明白，自己明明最没本事，怎就一不小心，活得最长。孙子孙女们，个个比她高了。她久患白内障的眼睛，望见万物模糊发黄，渐次褪色。她开始对空气说话。叙往事，发牢骚，叹生平。有时蓦然住嘴，环顾左右，似为身外存在真实事物而震惊。
忽一日，江秀凤头脑清透，水洗似的。甚至想起幼时，母亲教自己折锡箔。她对大儿道：“锡箔要买不掉粉的。元宝不必太大，但一定要折成实心。”大儿嗯哈敷衍，回头说：“老娘糊涂了，脑筋搭进搭出。”
江秀凤拈尽碗底米粒，端端正正躺上床。她已九十七岁，知道日子将至，因而安心。她闭上眼睛，睡了过去。
姜维民
初见罗春萍，是在阶级教育展览会。女生多穿的确良白衬衫，乔其纱碎花半截裙。唯独罗春萍，一袭改良江青服。娃娃领犹如花萼衬花苞，衬着她的脸。满脖子蜂花檀香皂气味。
三年后，姜维民中学毕业，考大学未遂。逢纺织局招工，分配到蜜蜂绒线厂。罗春萍念完卫校，医院化验室。有人告知母亲，“看到你家萍萍，坐在男人自行车后头。”孙彩凤研诘一番，禁止交往，“姓姜的没文凭。以你的卖相，起码找个大学生。”
罗春萍谎称报了夜校。每周三五晚，去外滩情人墙。姜维民早早占位。就着昏昧与水臭，厮磨一晌。有次误了点。墙边人头麻麻，插不进足。便辗转至甜爱路，勾着“小三角”。倏有电筒光柱，一搠一搠。怪笑声乱起，“又抓一对。”臂缠红袖章的联防队员打起围来，搜摸讯鞠。罗春萍哭，咬定是自愿的。写过检查，通知单位。
孙彩凤骂一回，劝一回，押送她上下班。姜维民天天到罗家楼前“站岗”。逾半年，被发现。孙彩凤招来满屋亲友，绑住女儿，逼她告姜维民耍流氓。罗春萍说：“外头开始严打了，你想让他死吗。当初你跟爸爸划清界线，现在我跟你划清界线。”双足乱蹬，哑声嗷啕。孙彩凤流泪道：“罢罢，我不认识你。滚去姜家吧。”
姜维民骑“老坦克”，接罗春萍。遥见她站在街口。幸子衫，格纹裙。新烫了头发，刘海吹成“招手停”，一额发胶闪闪。他鼻头酸热，想说什么，说不出。拍拍她脑袋，把刘海拍瘪了。她撅着嘴，跳上车。车头扭几扭，驶起来。倏觉有人跟着。那人往电线杆后避。信号灯翻绿。灰的人形，灰的电线杆，在灰色路面退远。
姜维民问：“坐稳吗？”
罗春萍答：“孙彩凤跟踪我们。”
车过桥顶，加速下滑。姜维民的衬衫后襟，被风鼓满，列列颤动，仿佛一张白帆。罗春萍帮他掖好，手臂箍紧他腰。再回头，母亲的小点身影，已然看不见。
姜家六口，居二十平。腾出角落，拉起布帘，给二儿做新房。姜母与街坊嘁测，说罗春萍下不了蛋，还像个皇后娘娘。买小菜、拖地板、倒马桶，全归姜维民。甚至帮洗月经带。罗春萍哭诉。姜维民跟母亲吵，跟大哥吵。搪瓷面盆、钢种镬子，摔得咣咣响。
第六年，姜家小弟买了商品房，接走父母。姜维民辞职，由小弟带入行，到凤城路地板市场摆摊。未几，罗春萍有孕。休完产假，岗位变成日夜翻班。要求换回常日班，不允。反将她从验血处，调去验大便。罗春萍在院长室拍桌子，“我男人当老板了，稀罕你这点塞屄的钱啊。”也辞职。
女儿取名爱晶，意为“爱情结晶”。晃眼长大。凤城路市场搬迁。姜维民撤了摊，欲赴日本打工。罗春萍弗肯，继又同意，“十年生意下来，忙得像只赤佬，没赚几个铜钿。还砸了铁饭碗。只好出去闯闯。”
姜维民借凑六万元，办理商务签证。同行者在人民广场会合。车过半途，发现忘带护照。咬牙叫辆出租车，回家取了，掉头直奔虹桥机场。罗春萍一路看手表、催司机、骂丈夫。六万块打水漂了。全家喝西北风了。自己瞎掉狗眼，为个窝囊废，亲妈都不要了。姜维民缄默。及至登机入座，懊悔没有话别。
亭午，抵大阪关西机场。姜维民一行，冒充公司团队。出关时被疑造假。身后三人被截。姜维民逃进厕所。中文广播反复唤他名字。他缩在马桶盖边沿。双脚并拢，来回蹭碰。想象脚上的缚带皮鞋，一只是罗春萍，一只是自己。
两小时后出来。同伴已不在，行李不知何处。他怕被人发现，翻起滑雪衫帽子，捂着一背热汗，在机场兜转。入暮，秋风紧起，天色骤黑。他往门外看，门玻璃映出他脸。颊颐凹了，嘴唇裂了，目光跳闪不定。忽有普通话声喧聒。他转身狂奔，“中国人帮中国人。”扎进人堆，掣住导游不放。导游助他买了电话卡，打给上海签证公司，安排再次接机。
到住处，已是后夜。摸摸索索，吞半只馊面包，灌一肚自来水，和衣躺下。床上已有人，另一“黑户口”。咂着嘴，抻着腿，将后来者顶至床沿。姜维民翻身不得，一侧耳朵汪在泪里。翌日，有人送来行李，“公司这边两讫了，以后得靠你自己。”
姜维民找黑工。见室友赌百家乐为生，跟去试运气，输掉五万日元。旬余，听闻东京机会多，伙着俩黑户口同往。找到搬钢材的短工。又拆房子，造自动扶梯。最后跟定福建人，在建筑工地做。日薪一万三。月攒三十万，寄回上海。
姜维民清晨四时起。电饭煲里舀两碗饭。买最便宜的鸡皮和卷心菜，炒一炒带走。中午放在日头下，晒热了吃。夜间八时回家，剩菜拌冷饭。
他模仿日本人，头发染焦，耳垂打洞。仍怕警察识破，工余闭门不出。任由电视机响着。抽烟，发呆，写日记。无事可记，写罗春萍名字。写得一页页。扔了笔，以头撞墙，边撞边嚎。
唯一的朋友，是个上海老阿姐。常来包馄饨，轧三胡，留下过夜。姜维民絮絮讲述罗春萍。老阿姐道：“春萍这人听起来，漂亮活络又娇气。你把她丢在国内六年多，肯定出事体。”姜维民扇她一掌，命穿衣走人。
月馀，姜维民擀了馄饨皮，拎去看望老阿姐。出地铁口，警察盯视他。他直起脖颈，径自往前。一冲不过，被拦下盘问。关到入管局，月后遣返回国。
姜维民做梦似的，在浦东机场落地。空气黏凉。满地煤烟色梧桐叶，被踩得糟烂。出租司机问：“先生是华侨吗？”姜维民不语。密匝匝的楼，补丁似的广告牌，油绿色高架隔音挡板，接次晃过车窗。一牛仔裤少女走在应急通道，也晃过去。姜爱晶亦是这般大吧，谈朋友没。母亲会不会管。罗春萍竟有四十五了。失业多年，平日做什么。胖了吗，变了吗。姜维民浑身一抽，不敢想。阖眼仰向座椅背。
蒋晓芸
蒋晓芸记得，普陀区少年宫后门有棵水杉树，树下两张石凳。凳面冰凉，硌着屁股。春天熟透了，甜腻腻的。一只皮毛肮脏、目光冷绿的猫，在树影间无声盘桓。“咪咪——”野猫倏然卷起尾巴，弃她而去。
那年，蒋晓芸就读曹杨二中，高二，语文课代表。在《青年报》发表作文，被班主任推荐为区三好候选人。她到少年宫，每周三次，学书法、摄影、电子琴。趁课间休息，逃到水杉树下看书。校图书馆借来的琼瑶岑凯伦，用过期月历纸包裹封面，写“代数题集”或“英语课课练”。读到天色寡淡了，起身回家。
蒋晓芸住曹阳八村，父亲蒋建国分到的二室户。同事一拨一拨，带来水果、麦乳精、沧州小枣、苏州蜜饯……围坐聊天，陪打麻将。母亲杨丽妹总是赢钱。她让女儿讲礼貌。蒋晓芸僵着脸招呼：“叔叔好，阿姨好。”
叔叔阿姨们捏她面颊，扯她衣服。“芸芸长高啦，越来越漂亮。”“好厉害，考进市重点。”“真是多才多艺。”“小状元，你妈念你的文章啦。”
蒋晓芸借口作业多，反锁进隔壁房间。写字台朝北，正对天井。天井曾种植月季和一串红，还养过几只鸡。后来荒废了，泥土板结。细钢丝悬着乳罩、短裤、棉毛衫。被衣物滴湿处，几丛野草半黄。
她写日记、诗歌，还交了个笔友。郭长文，湖南临澧人，新华中学高三学生。他寄信给《青年报》编辑部，编辑转到曹杨二中。同学起哄：“蒋晓芸谈朋友了。”
信件正反五页，誊在草稿纸上。字迹谨小，紧密挨连。郭长文说，他热爱世界名著，喜欢《巴黎圣母院》，“蒋晓芸同学的文笔，有一种忧伤气质。”
一周后，蒋晓芸回信。“雨果描写生动，但有点啰嗦。”她让他别再寄到学校。
杨丽妹下班开信箱，从《新民晚报》和《每周广播电视报》之间，抽出郭长文的信，扔在书桌上。蒋晓芸解释，老师安排的笔友，每个同学都有。
郭长文称“蒋晓芸同学”、“蒋晓芸笔友”、“晓芸友”。最后叫她“晓芸”。他赞美晓芸的诗歌，“你以后会成为作家。”他寄来花草茎杆，说是自制植物标本。还寄过一撮泥土，棉纸包了，夹在信里。“你见过红泥巴吗？我也第一次见，哥哥带我到山里玩。”他邀她去湖南爬山。山间多野菜，有一种马齿苋，是毛主席最爱。
蒋晓芸回信渐长。说上海学生重视英文，瞧不起语文。爸爸不关心她，妈妈拿她当炫耀工具。蒋建国当上劳资科长，登门者无数。“他们假装喜欢我，因为我爸有利用价值。”
郭长文夸蒋晓芸幸运。外地教材比上海的难，高考也难。哥哥做小生意，被合伙人骗了钱。姐姐出嫁后，发现丈夫精神有问题。他几次帮忙寻找出走的姐夫。爸妈指望出个大学生。他们拿铲子柄敲他，把简装《世界文学经典丛书》当废纸卖掉。
一天，杨丽妹打开抽屉，拆看了所有信件。她摁住蒋晓芸脑袋，将头发剪成一簇簇。给新华中学写信，骂郭长文“道德败坏”。还找班主任，让帮忙监督。班主任在课堂上读信。同学取笑蒋晓芸：“你见过红泥巴吗？”
期末，蒋晓芸数学不及格，英语70多分。教导主任找蒋建国谈话。蒋建国将考卷钉在客厅进门处。杨丽妹停掉少年宫兴趣小组，每天检查书包抽屉。搜出言情小说，一本一本砸在女儿头上。
年，蒋晓芸高考失常，进上海轻工业高等专科学校，读食品工艺专业。蒋建国说：“不想复读就算了，学历不是关键。”杨丽妹帮她报名会计班和英文口语班。经常借口送东西，突击视察。
大二上学期，发现女儿恋爱了。“学装潢美术的？毕业当包工头吗？头发长得像流氓。”杨丽妹大闹男生宿舍。邻楼传达室阿姨都来看热闹。男孩光着膀子，试图披件衣服，被她一把抢走。
蒋晓芸迅速发胖。杨丽妹带她检查，说是暴食症，开了进口药。蒋晓芸把药倒在厕所。她频繁逃课，偶尔下楼。黄着脸，拖沓着步子，发梢碎零零戳在领口上。
临近毕业，蒋建国安排她去曹阳三村居委会。蒋晓芸说：“我想有份真正的事业。”她烫起头发，穿上高跟鞋，参加每场招聘会，给所有摊头投简历。排队、填表、等待。室友陆续找到工作搬走。半夜醒来，宿舍满地废纸，哗啦翻扬。对楼男生唱歌、哭泣、砸酒瓶。蒋晓芸向父亲屈服了。
杨丽妹问女儿：“怎么还不谈朋友？女人老了不值钱。”她发动亲友，安排相亲，根据条件优劣，在活页本上排序。逼女儿注册“世纪佳缘”，头像用了高中毕业照。那是最美的蒋晓芸，短发圆脸，双目瞪紧，仿佛世界让她吃了一惊。
初冬，小区居民因空调滴水，发生纠纷。蒋晓芸上门劝架，被误撞滚下楼梯，摔断脚踝，躺了几星期。时常半夜惊醒，盯着天花板。一日提出吃蛋糕，杨丽妹答应帮买，转身忘记。蒋晓芸起床小便，在灰蒙蒙的写字台面上，用指头写：“30”。那是她生日过后的年龄。
骨折痊愈，蒋晓芸参加团市委组织的集体相亲，迅速敲定一个。杨丽妹嫌对方没房子。母女吵架。杨丽妹哭道：“我在你身上花多少心血。现在翅膀硬了，敢跟我顶嘴了。”蒋晓芸顺从母亲，跟老邻居的同事的侄子见面。“小曾年龄有点大，但你也不小了。国企工作稳定，曾家在澳洲有房产。”
曾祚翔下巴宽阔，面颊油光光。常在普蓝色仿呢料西装里，穿一件深红羊毛衫。寡言，贪酒，下班孵进沙发，袜子甩向茶几。看看电视睡着，遥控器搁在肚皮上，一起一伏。
杨丽妹催促抱孙子，蒋晓芸推说复习迎考。杨丽妹说：“公务员难考。你太笨了，从小不是读书的料。”
蒋晓芸洗完碗，收好衣服，备妥翌日早饭。坐到餐桌旁，打开《申论高分预测试卷》。屋外野猫声如婴泣，一条狗狂暴地回应它们。曾祚翔在隔壁，鼻腔滚起细碎的鼾。她听得倦了，趴在桌上做梦。是高三那年反复做过的梦。梦里有座山，满坡红土，熠熠闪光。蒋晓芸向着红土山奔跑。梦里的她尚未发胖，步态跳脱，长发在耳根后侧甩摆，犹如一面旗帜。
李兆德
李兆德出生时，头顶有双旋。“双旋滚鸡蛋，长大做大官。”父母曾偏爱他。及长，顽劣，渐不讨喜。父亲嗜酒，醉后独独打他。将他脑袋踩践在地，反复揉捺。两兄一弟，见势疏远。唯大姐相善，劝他好好读书。
母亲给人帮佣。少爷吃下的糖纸，偷捡回家。小学生李兆德，将糖纸舔了又舔。冲洗、晾干、分类、压平，夹在书里，带去学校。
卷糖、块糖、立体糖、鸟结糖、枕式糖、棒头糖、象形糖。三喜、冠生园、伟多利。花鸟鱼虫、脸谱肖像、田径体操。李兆德最得意的，是年代“老虎”牌五味水果糖纸。泳装女人手持团扇，媚眼如丝。他用它从同学那里，换来一块铁皮垫板，三只铝制铅笔帽。
老师告状，说传播资产阶级不良风气。母亲掇着搪瓷盆，砸李兆德脑勺，“脑筋太活络，迟早弄出事。打笨些才好。”
李兆德初中毕业，进中华造船技校，半工半读三年，分配到第二钢铁厂。时值全国一片红。他不知从何处，搞了件绿军装，四兜的。下身搭配黄包裤。一双高帮回力鞋，花掉八块钱，每天用粉笔擦得新白。军帽是路上抢的。帽身掐几个尖角，前帽檐撑托起来，仿佛电影里的国民党大盖帽。他最擅模仿《列宁在十月》。拇指插于袋内，倏而一手抓衣襟，一手向前激扬，“同志们——”引得女同志哄笑。
车间主任嫌他佻，不给涨工资。李兆德倒卖起毛泽东像章。靠打牌赌博作弊，积攒二十枚像章。换取空白介绍信，大量套购。他只收精品。紫铜的，镀金的，镀银的，大号的，特大号的，对套章，多彩章。一枚压箱底的铝章，镌有法文字样，是公车上偷的。他借刹车之际，靠近佩戴者，捏住别针尾部，一弹，一抽。
李兆德行事谨慎，变化交易地点。北站、曹家渡、河南路、南京路。他将像章别于衣兜内衬。每逢工人造反队冲击，便卷进口袋，扣起纽扣，佯装路人。一次，公革会参与冲击。他差点被抓，跑得裤裆尿湿。自此歇手。
李兆德塞给母亲五百元，“让爸买老酒吃。”唬得母亲面色缟白。父亲揣了钱，抄起杌子，击他不中，就骂：“小阿飞，迟早挨批斗。我第一个跟你划清界限。”
李兆德有惊无险，捱过“文革”。又两年，结婚。十月生子，头顶亦有双旋，甚爱。儿子四岁时，他偷电焊条，行政拘留十五天。逾数月，严打开始，一事两罚，判刑五年，被送往提篮桥。唯母亲与大姐探望。问起妻儿，“挺好，挺好”。李兆德说：“那批电焊条，早已受潮发毛，过期作废。我随手拿一盒而已。厂里有人陷害我。”大姐不置可否，母亲反复叨念：“听党的话，好好改造。”
两年后，母亲不复来。大姐只说，“年纪大了，身体弱。”李兆德熬到刑满。发现父母皆病亡，妻儿早已搬离。未几，妻子“感情破裂”，提出离婚。她不让他看儿子，“宝宝不认得你。我跟他说，你出国去了。”他数月跟踪，见过儿子背影。靛蓝色线衫线裤，书包硕大。低着头，捏着树枝，一路敲碰花坛铁栏杆。丁零当啷走远。
李兆德问大姐借钱。到七浦路卖盒饭，赚够本金，转而批发服装。拿的夜市执照，向晚出摊，诘旦而归。又全国跑客户。年余，稍有起色，夜市关闭了。大姐说：“当初蛮好服从安排，让街道安置你。”李兆德说：“要我服从安排，不如让我回监狱。”
他再次借钱，办个体饮食业执照。租一间房，自己刷涂料，埋电线，铺水管。开起餐馆，取名“志气”。起初，生意疲淡。李兆德跑菜场，专挑落市。骑车到南汇，用麻袋买菜。他拖欠菜农钱款。死鱼烂虾病猪肉，让厨师多放酱油。厨师说：“这是坑顾客。”被辞。大姐停薪留职，来相帮掌勺。
逾半年，收入颇能周转。时有邻居上门，控诉油烟大，声音吵。还说煤饼拖鞋，被食客顺走。李兆德不肯赔钱，撩起乌叉头，作势叉击。继而，区工商局来人，说登记点心铺，却开成餐馆。他奉送一百块钱，两条凤凰香烟。房东也凑乱，欲涨房租，说是房管所要求：住房改店面，得按营业用房标准。
李兆德心觉烦苦，且赚头不大。一日翻报，读到招股说明。即刻花一千五百元，买入五十张认购证。大姐大吵：“三岁看到老。你这一辈子，就是好吃懒做，投机倒把。”甩围兜而去。
数月后，李兆德给她打电话，遭姐夫詈骂，“深更半夜的，想做赤佬啊。”李兆德嗓门咣咣响，“喂喂，说什么呢，听不清。”邻人纷纷蓬头探视。大姐打开窗户，见他在楼下。一手抓大哥大，一手朝她招摇。半秃的脑袋，镶在皮夹克毛领里。
李兆德请兄弟吃饭，给每家发红包。目光勾一勾，引来服务员，伸手问，“这是什么？”姑娘审顾良久，怯怯摇头。他捻着食指关节，笑道：“这是点钞票点出来的老茧。”拉住她手，舔一舔，塞给她五十块钱票子。大哥扯起妻儿，冷面离席。余人尴尬着脸，听他整晚吹嘘。
李兆德又给父母做道场。装裱了遗像，供上香炉、蜡烛、六盘清蒸鲍鱼。架起阴阳盆，烧爇人民币，一张一张，皆十元面值。一时烟熏火燎，灰飞屑扬。李兆德诉说童年受冷遇，成年遭歧视，手足疏离，亲儿陌路。“爸，妈，我憋了这些年，终于吐口气。操他妈的，操他妈的。”他涕洟齐下，哭声似嚎。遗像中的父亲，神色恝然。母亲则皱了眉，双目微窅，仿佛在思考什么。
刘新中
刘大脚的最大愿望，是独养儿子刘新中，能够穿上长衫，当个体面人。
刘大脚，苏北人。同来上海的老乡中，他是唯一立牢脚的。妻子进同兴纱厂，大女儿做保姆，二女儿当“缫丝阿姐”，三女儿打草鞋，四女儿提只竹篾篮子，出门捡拾木柴、煤渣、菜叶。
刘新中十岁，进人力车夫互助会学校。刘大脚拉车间歇，跑去突击检查。老师误认作祖父，告状说：“你孙儿不是读书的料。”刘大脚备一把马桶豁筅，专门揍刘新中，揍到竹条尽断，“罢，罢，小畜生，随你饿死吧。”
刘新中退了学，满地闲荡。荡到苏州河，候在石拱桥边。每有人力车过，相帮推车上桥，得赏几个铜板。他去“江北大世界”耍。说书、车技、剑术、斗兽、驯猴、说唱、吞剑、气功、变戏法、独角戏、西洋镜、木偶戏、走钢丝、说因果、唱大鼓、现代话剧、畸人表演。遇江北戏班在街角搭台，一听大半日。
逾数年，刘大脚托关系，交钞票，把儿子送入工厂。刘新中初扛面粉袋，啊呀一声，尿都出来。旬余，改扫垃圾，又罢手，“干活就干活，非逼我们穿红布衫，一看就像个扫垃圾的，丢死人了。”刘大脚钳了热炭，想捅他。被妻子挡住。
刘新中十九岁上，父亲几近失明。年余，卧床濒死，双手攀抓，说有人要杀他。母亲把刘新中的手，捺入他手。他掐紧了，挠挝两下，倏尔安静。母亲到江宁路施材栈，讨一副蓝底白十字薄皮棺材。刘新中被母亲姐姐裹挟，跟着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跑。脚底一错差，软篷卡车远小了。
刘新中彻底疯野。学会在街头“拗分”，“大哥我是虹镇老街的，近来手头短钱。”又伙着三五阿飞，到有轨电车站台，摘抢靠窗乘客帽子，俗称“抛顶宫”。他开始想女人。时或去朱葆三路，花几毛钱，作乐一晚。
未几，外国水手走空。朱葆三路霓虹萧疏。整个上海乱起来。中国旅行社门口，早晚挤满人。为争抢火车票，互相踩踏，大打出手。北站的火车，十六铺码头的美国汽船。人头攘攘，腿脚麻麻。去宁波，去香港，去台湾。男女翻上爬下，行李抛来掷去。大的喊，小的哭。苏州河边艒艒船，亦解开缆绳，落叶般纷纷荡荡，划向不可知的避风港。周边的村民，则往上海逃。桌凳箱箧一股脑绑上板车。携着孩子，背着细软，四面滚滚而来。板车和板车，在街头纵七横八，交轧作堆。
刘新中见乱则喜。熄了家中火仓，到街上觅食。见有买卖鸡蛋糕、臭豆腐干、生煎馒头，劈手抢到嘴里。还跟了大哥，做起“银牛”。掿几枚袁大头、孙小头，叮啷抛弄，逼问路人：“大头小头要吧？”
初夏，城头变色，刘新中稍敛。他答应母亲，翌年讨一房老婆，做一桩正经生活。旋而入冬，军机空投传单，要求杨树浦发电厂周边居民撤离。次日警报大作，刘新中拎了包裹外逃。母亲追捉家养鸡，迟滞片刻，被轰然掩于灰烬。
刘新中夜宿路边，钱物遭洗劫。想投奔姐姐，不知她们嫁到何处，夫家姓甚。北风挟了刺，搠入衣物缺口。他与难民互相挤凑，把油布和报纸，往各自身上扯。蠕动呻泣，彻夜苦捱。他翻检铁皮桶，摸到一窝老鼠，抓起就咬。忽愕愕然痛哭，长梦若醒。
越日，街头扫荡游民。刘新中被收入教养所，找不到家属担保，自辩道：“我正准备找工作的。求求军官大老爷，给个机会，让我重新做人。”弗听，送去苏北垦荒。他杂在贼丐队里，步行至江边，大船到扬州，换小船，改拖船。两日两夜抵兴化。滩涂芦苇，弥望无际。他眼见一叟，离队小便，踩中泥水坑，囫囵沉没下去。
刘新中被调入垦区，修筑房屋。苏联专家的草洋房，外葺芦苇，内垒砖墙。有抽水马桶和淋浴间。游民则住“滚地龙”。毛竹搭成人字支架。帆篷为顶，草苫作门，内铺稻草棉絮。甚或是大通铺房，四角木条，挑起一席芦苇。他就在此间，与四五十人同住。
少时，上海游民暴动。刘新中趁乱出逃。几十里路，荒渺不知所终，被抓回。苏北行署调派两个营，严加看管。刘新中自此绝念。他不擅种地，缺乏技能，被编入工程队。土地多盐碱，“碗中水，半苦咸”。很快无荒可垦。被派去修路、造桥、挖河道。
苏北风大，茅草易燃，曾将儿童村焚爇殆尽。更兼暴雨连绵。秽物夹裹霉臭沼气，冲来荡去。棚屋和滚地龙，俟次坍斜，互相倾轧。屋内雨水没膝。及至天霁，遍地垃圾，静静嵌在泥水里，显出曲终人散的意思。
刘新中耷拉着脸，拔腿趟行。想起上海弹格路，还想起父亲。刘大脚描述过老家的薄地、疾风、恣水。他花了大半辈子，从苏北挪到上海。以为刘家儿孙，会是千秋万代的上海人。
游民改造完毕，刘新中留作场员，与女场员结婚。翌年得子，取名“沪生”。他命沪生讲沪语，口音稍有参差，便饱打猛揍。刘沪生长成，终究一口“上海农场话”。普通话、上海话、苏北话，糅杂错乱。
刘新中带他去四岔河，泡“农场咖啡馆”。一对方桌，三五长凳。老唱片嗄哑作声。刘新中已与父亲当年一般，双目逐年昏瞀。他对儿子说，“走尽天边，好不过黄浦两边。”又说，“我以前在上海滩，也是穿长衫的体面人。”倏尔风起，岸边柳条缭乱，屋顶茅草翻缠。刘新中的灰眼珠子，混沌沌一转。他似想起什么，却也想不明白。
马朝阳
很多年里，马朝阳反复梦见自己，吮着老冰棍，随了父亲，走出大庆展览馆，去往儿童公园。父亲着狗皮帽、杠杠服、大头鞋，看似正要上工。面皮焦黑，手背却被劳保手套捂得爽白。白里浮了点点红，是常年用汽油洗手，染的慢性湿疹。那两片红白的手，交叠在身后，引了马朝阳，梭行于方亭、长廊、水榭间，“看，油娃雕像。”马朝阳一撇头，父亲不见了。
那是最后一趟父子出游。父亲道：“我跟你姆妈决定了，你暑假去上海，寻你阿娘白相。”“白相几天啊，一个礼拜吗？”公园门口磕头机轰响，吞掉父亲的回答。
马朝阳的父亲排行老二。阿娘反复讲，亏欠这个儿子。当年家境困窘，他主动奔赴大兴安岭，又响应油田招工，继而在那里成家。“你爸当年读书交关好，十只指拇头白白长长，像是秀才手。”
阿娘住在闸北。屋棚跟稗草似的乱长，弄堂窄到撑不起晾衣竿。偶有一两只家养鸡，从连绵的屋头顶上扑腾而过。马朝阳放学乱走一气，巴望迷路才好。兜兜转转，还是到了。推门，上楼，一过道的畚箕、铅桶、刀砧板、煤球炉、塑料面盆。再爬半截木梯，便是三层阁。一米五的眠床，是大伯家三口睡的。阿娘使用儿童折叠床，床头正对老虎窗。窗框子兜了半幅油布，刮啦啦风响。地板条浸到雨水，泛了霉色，豁出一道道罅隙。马朝阳在此打地铺。闻了马桶气味，听了楼下响动，流泪至后夜。他每天写信，“爸爸妈妈，你们还在生我气吗，我不该舔铁栏杆。让我回来吧，用笤帚疙瘩打我一顿。我保证听话，再不舔了。”没钱买邮票，一封封折成方块，攒在书包里。
大伯家订了牛奶。堂兄有时忘喝，有时偷偷倒掉。阿娘拿来一瓶，“小东北，你吃吧，你阿哥不肯吃，放到明天坏脱。”马朝阳撕了蜡线，揭了纸盖，嘬掉瓶口凝积的奶油，慢慢喝起来。
少后，大伯母发现了，跌足道：“贼骨头，乡下人，滚回你的东北。”将书包校服往外扔。马朝阳捡起，缩在楼梯旁哭。阿娘下来道：“认个错去。”“我没错。”“真惹他们光火了，你就变成‘小拉兹’，困了马路上吃西北风。”“死掉拉倒，反正没人关心。”阿娘甩手一记头挞，“天天帮你买汰烧，还要哪能关心。亲生爷娘关心你呀，把你掼给我。我一把老骨头了，从早做到晚。”马朝阳起身，低头，随她进屋去。
熬到春节，终能回大庆。下火车时，天色已然铁灰。马朝阳想起幼年光景，主妇用木材引火，从屋后油坑铲了石油，嗤啦浇在火头上。一家一户腾起的炊烟，磕头机滴落的原油，地面天然气管道渗漏的气味。他抽抽鼻头，泪星子冻住睫毛，挂得眼皮发沉。
父亲小跑而来，捽住他的胳膊，来回摁捏，“瘦这么多，没好好吃饭吧。”
“上海菜太甜了，还装在咪咪小的碗盏里。”
“尝过小笼包吗。”
“没。”
父亲松开手，“你妈在家烧好了等你，你给我多吃点肉。”
马朝阳跟上他，“你们一道去上海吧。”
“我们要上班赚钱养活你。”
“那我也不去了。”
“不要拎不清，多少人爬都想爬回上海。我们为你好，你长大就晓得了。”
“我不晓得。你们不肯让我回家，还一直逼我讲上海话。”
父亲停了步，用夹生东北话道：“磨磨唧唧，跟个老娘们似的。有种把书念好了，给你妈长脸，否则永远别回来。”
年后回上海，阿娘发现马朝阳性格有变，“小东北学精乖了，闷声不响的，读书成绩剌剌叫上去。”大伯母道：“书蠹头，有啥用。一天到夜板了只死人面孔，欠他多还他少似的，以后哪能适应社会。”
马朝阳挤进年级前五，一径冒尖到高三，考上华东理工。毕业那年，逢到闸北拆迁，大伯母欲将他户口从大学迁回，操作不及，被冻结了。她道：“就怪你大伯伯良心忒好，白白里养了一老一小，要紧关头派不上用场。你嘛读大学，你阿娘嘛，去年翘了辫子，拖到今年多好。一只户口补偿十八万，两只三十六万呢。”马朝阳轻声道：“你也没白养，我爸寄钱给你的。”大伯母假作不闻，逾数月，用赔偿款买了新房，悄然搬走，还停掉寻呼机。
马朝阳找到工作，户口滞留在人才市场。父亲南下，吵了几回架，说服老三。三伯母让写保证书，“我，马朝阳，暂将户口挂到马尚武家，马尚武家的房产与我无关。”按了手印。三伯道：“阳阳真想做上海人，还要自己买房的，免得讨不着老婆。”父亲道：“肯定会买，我们不缺钞票。”三伯母睃了他身上半黄不白的平布衬衫，道：“那是，阿哥捧牢一只铁饭碗，我们下岗工人没法比。”
回东北前，父亲想看马朝阳住处。马朝阳弗肯，“张江高科蛮远的，租了张眠床，困困觉而已。”他陪父亲逛南京东路。父亲走得舒展了，指指点点，这家是新开的，那家扩了门面，“上海样样比我小辰光好，就一样不好，外地人多起来了，一路上人轧人。”马朝阳嗯哪应声，拉他进“培罗蒙”。父亲道：“做啥，我不买衣服。”马朝阳掣住他，“没说买，先看看。”父子扭扯。父亲手臂一甩，钮扣落脱。
马朝阳俯身捉起那粒蹦蹦跳跳的钮扣，出了店门，小跑四顾。父亲已至街口，插行在两名路人间。他的小圆脑袋，像从人家肩胛旁溜过去的。马朝阳印象中，父亲身材最高，比王进喜还高，站在油管前“钩小头”，刷刷刷，跟甩纸片似的，还能一手一个煤气罐上楼。此刻，那双手反握在身后。平布衬衫黏湿了，背上显一块肉色。秃白的头旋，转过来，转过去，停在房产中介前，晃一下，进门了。马朝阳跺跺脚，喊一声爸，朝他奔跑起来。
彭娇娇
彭娇娇起念留学，是在大三下学期。母亲张爱娣与崇明知青聚会，回来道：“赵黑皮的儿子，要去美国当洋秀才了。小辰光木噱噱的，大了比娇娇有出息。”父亲彭健强说：“娇娇也会有出息。”“嘁，大专生一个，卖相又不灵，这辈子看死她。”
彭娇娇不语。逾数日，宣布说：“我要到新西兰念书。那里教育好，治安好，汇率好，学费便宜，签证容易，不考雅思，不歧视中国人，保不准还能移民呢。”一气念完，将印了蓝天碧海的宣传单片，甩在父母面前。
张爱娣乜斜了眼道：“不要听风就是雨，中介想赚你钞票，一脬屎都讲得花好稻好。”
“现在中国文凭不值铜钿了，大学生多得潽出来。我面试这么久，实习都找不到，出国是唯一的翻身机会。有能力不帮，对得起我吗。”
彭健强道：“帮，帮。”
张爱娣推他一记，“我们刚买断工龄，手头捂了点钞票，她就挖空心思算计。”
彭健强道：“娇娇当年高考时拉肚子，没发挥好，你也有责任的，”拿出一元硬币，“问问老天爷吧，正面留学，反面不留。”双指一拨，硬币旋成银色球体，渐而减速，耗尽惯力而倒。彭娇娇拍手道：“正面正面。”
张爱娣绷了脸，走去电话赵黑皮。赵黑皮说：“你女儿比你有见识，出去镀层金回来，不要太长面子哦。你这当娘的，等了享福吧。”张爱娣笑了，“哪有这么好。”
彭娇娇拖着父母，走访数间中介，拿回一堆资料。张爱娣半夜起来，嗒嗒按弄计算器。“爱娣，做啥？”“我睏不着。单位不要我们了，国家不管我们了，一点防身的养老铜钿，还要散出去。”“妈，你就当是做投资，等我回国，翻倍赚钱还你。”
张爱娣渐渐定心，逢人便道：“新西兰是发达国家，文凭全球公认的。”忙乱停当，到了日子。全家起早，叫一辆出租车。三十二吋的牛津布拉杆箱，支棱着后备箱盖。彭健强和司机左推右塞。张爱娣击拍箱盖道：“一个女小囡，跑那么远做啥，也没个人照应。”
一路塞到浦东机场。三人浃了热汗，办完值机托运。彭娇娇冲进入关口。张爱娣喊道：“登机牌没丢吧。”“没。”“护照呢。”“没。”“都给我看看。”“啊呀烦死了。”彭娇娇掏出来，转身一扬，见父母肩靠了肩，倾在铁栏杆上。父亲的涤纶衬衫领尖，一个外翻，一个内缩。母亲忘摘袖套，头发跟刨花似的，灰灰白白堆了一脑袋。她心软了，近前捏捏母亲的手，“对不起，再见。”张爱娣回捏她，“啰哩八啰嗦，别搞迟到了，飞机票万把块钱呢。”
彭健强买了二手电脑，学会拨号上网，每日拨个十几回。张爱娣问：“娇娇来信了吗。”“没。”她凑到屏幕前，一睃，嚷道：“明明来信了，做啥骗我。”
彭娇娇的邮件，寥寥一二百字，抱怨新西兰像个大农村，“到处是矮房子，商店少得要命，卖的东西又贵，下午四点统统关门。天一黑路上就没人了。待在宿舍也没劲，电视机只有四五个频道。”
张爱娣读罢，老花眼镜一掼，“我说别留学的，没人听我。白眼狼，败家精，捧不起的刘阿斗，只会白白里烧钞票。”骂过一晌，逼了彭健强回信：“娇娇，你妈说，留学不是请客吃饭，还望你勤奋学习，艰苦朴素，回来赚大钱。很想你，爸。”
彭娇娇不再抱怨，邮件也少了，个把月一封，写得仿佛学业报告书，“新西兰功课多，别再打国际长途了，有事上网写信。”她出了语言学校，入读怀卡多大学，专攻旅游管理。
一次春节回家，说及新西兰汇率大涨，学费也涨。张爱娣扔了筷子，拍腿跌足，“不停给你寄钱，还哭穷。有本事自己赚啊，外国不是遍地黄金吗。”彭娇娇也扔了筷子，拽上羽绒服出门。彭健强追赶不及，满地捡了筷子，赪红脸道：“不回来呢，你拼命想她，回来呢，又吵相骂，”揩掉筷尖灰尘，捘着老伴肩膀道，“好了好了，别落眼泪水了。”
彭娇娇提前回校，自此假期再不探亲。彭健强去信道：“你妈脾气躁，自己也后悔。她年纪大了，有高血压，还痛风，你原谅她吧。”彭娇娇只说：“我对她没意见，忙打工呢，毕业就回来。”
逾两年，学成。彭健强夫妇到机场，等了一上午，遥见一褐发姑娘，腮肉一抖抖地过来，“爸，妈”。张爱娣略发怔，探手掐她一把，“吃发酵粉了吗，胖得眼睛都寻不着。”彭娇娇甩开她的手。两厢无话，彭健强接过行李箱，走起来。
他们下馆子庆祝。彭娇娇面前堆了菜，却不动筷，“在减肥，不想吃。”张爱娣面色渐晦，“都是为你点的，一盘肉十八块钱，你当人民币是橘子皮吗。现在形势变了，海归不好混了，你有本事发大财呀。去个垃圾国家留学，剥削掉我们二十五万三千六百多块钱。我背也缩了，爬楼梯喘气，还要出去做老妈子，帮你还债。”彭健强道：“赵黑皮的儿子不是进外企了吗，工资万把块呢。”“人家读的美国名校，学的计算机。她呢，旅游管理算个屁专业，出来当导游吗。”“娇娇在外头吃了好几年苦，不容易的，至少英语学好了。来，娇娇，讲个英语给你妈听。讲啊，哈啰，耗欧达油。”
彭娇娇道：“我写过借据的，本金利息都还你们，不会赖掉。”张爱娣眼乌珠往斜兜里一睨，正欲说回去，彭健强道：“咦，那桌有个外国人，娇娇过去讲两句。”彭娇娇哼道：“你当是猢狲出把戏啊。”彭健强道：“你面皮忒薄了，以后到社会上，最要紧的是做人活络。”挥挥筷子，朝外国人嘿一声。彭娇娇砰然站起，膝盖窝将椅子朝后顶开。走出几步，回来抓双肩包。包带子勾着椅背，连抓两下不得。她甩手哭了起来。
钱吉辉
整个浦东中学，都知道高二（1）班钱吉辉。他穿新款阿迪达斯，用高级Walkman和Zippo打火机。据说他家有辆宝马，值一百多万。他带来篮球杂志，供男生传阅；他在课间给同学们买冷饮。他很少说话，不参加班级活动。有一次，他把收到的情书钉在后墙黑板报上。那张羞怯的字条，沿着折痕截截颤动，似要飞离钉住它的大头钉。
钱家近年暴富。父亲钱雨明，年毕业于华师大数学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技校。“文革”时期，当上“卢指大队”（卢湾区造反指挥部大队）头目。妻子张爱华属“八一大队”。天天为政治立场吵架。张爱华用湿抹布擦灰，弄脏毛泽东石膏像，藏在樟木箱里，被钱雨明告发。
年，钱雨明回江南造船厂，挂个闲职。和张爱华离婚，跟林青芳结婚，翌年有了钱吉辉。年，造船局派他到交大机电分校，当数学老师。90年代学校搞三产，钱雨明卖旅行帐篷，赔了钱。为摆脱债务纠纷，离开学校，创办公司，仿造日本折叠床。
他吃过三次官司。代加工的松江农民追讨钱款，聚在钱家门口，大声喧嚷，随处便溺。一个绿头巾农妇，抓起怀中婴儿的手，向路人展示。那手先天残疾，只有拇指和小指。钱吉辉进出僵着脸，数月不理睬父亲。
逾年，钱雨明注册广告公司，利用大学人脉，请退休市长挂名，联络国企厂长出钱，制作《企业家宝典》，赚到一百万。他买了复式房子，私人秘书带进带出。钱吉辉跟着大人，称呼秘书“小薛”。
钱吉辉16岁生日，小薛送了一条马尔济斯犬，纯白，长毛。起名“钱噜噜”。走路酷似钱吉辉，抻直脖颈，步子小而密。
钱吉辉常在客用休息室，反锁房门。窗户朝北，正对人工湖。一汪浅绿皱出风的形状。他点燃偷藏的“万宝路”。天光暗沉，白色烟雾显得更白。从他的角度看，烟雾像从湖面升起。湖边，孩子们戏水、打闹、奔跑，渐次消失在窗框四角。挂钟走动声倏然放大，使他“嗒嗒”心颤。“噜噜，来——”狗儿带着另一个肉体的温度，偎到他腿上。
一年半后，钱噜噜病亡。小薛喂了变质酸奶。钱雨明说：“一条狗而已，别玩物丧志了，”瞅瞅儿子，“你在恨我吗？好好高考，回头买条更贵的。”
钱吉辉再没养狗。他将小薛留在爸爸卧室的羊绒衫，下摆剪成一条条。绝食两天，迫使钱雨明同意，把钱噜噜葬到祖坟。从绍兴回上海，林青芳问儿子：“狗是你的亲妈吗？”她灌饱花雕，一路哼歌，还拍打车窗，嗬嗬怪笑。
林青芳嘴巴里，总有食物发酵的味道。她喝人头马，也喝皇家礼炮。清醒时打麻将，不停输钱。输钱使她振奋。她会修修头发，买件昂贵衣服。钱吉辉临考睡得晚，听见客厅嘤嘤呜呜。林青芳醉在沙发里，扭来扭去。似乎在哭，眼睛却是干的。
钱吉辉高考失利。林青芳说：“每天给狗洗澡两小时，学习能搞好吗。”钱雨明动用关系，花三十万，将儿子塞进第一志愿。钱吉辉念到大二，腻了，去英国学工商管理。吸过大麻，泡过洋妞，又腻了。回国上MBA。晃了几年，再读经济学在职博士。
一晚，从酒吧出来，去KTV。钱吉辉倚着大腿，睡过凌晨四点。买单，散伙，到永和豆浆，吃了油条馄饨，飙车至学校。
曦光微透，雾气深染，树影子湿漉漉。世界清爽得令人惊惶。钱吉辉头痛，趾冷，酒意潮退。他渴望从人生的中途醒转。僵站片刻，慢慢走起来。
教学楼旁，两棵水杉之间，一个女生站得毕恭毕正，手捧单词本，眼睛却闭着。
“喂，同学！”
她肩膀一颤，醒了。
宋春华白得不像农村人。到了下午，双颊升火，白里透红烤着，小鼻子小眼儿像要被烤化了。钱吉辉说：“给我倒杯水。”宋春华试好水温端来。“替我弄一下鞋。”宋春华蹲在门口，将皮鞋擦得锃亮，还举到光里，检查有无刮痕。忙完，掏出草莓护手霜，挤一坨在手背，正反搓开。袖口也被沾染到，闻着有股春天的味道。
中文系小实习。钱吉辉找人帮忙，将女友安排进电视台。宋春华穿收腰小西装，侧开叉A字裙。走动时，裙摆往上蹭。面颊也削了，从某些角度看，居然变成方脸。钱吉辉说：“电视台是名利场，乌烟瘴气，不适合你。别做了，给我乖乖待着。”他俩吵架，他将她按到墙上。她的颈动脉在他虎口里跳动。
宋春华终止实习。给安徽老家打“妈，我功课忙，假期不回了。寄的钱够不够花？你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别跟嫂嫂怄气。”她绞着电话线，想了想，没提钱吉辉。
钱吉辉带她回家。钱雨明不在。保姆端来奶茶和毛巾。毛巾放在骨瓷托盘上，喷过花露水，热气腾腾。宋春华反复擦手。“有钱人家到底不一样。”钱吉辉命她坐在客厅看电视。
上楼。林青芳果然醉着，鼻息错落，宛如呜咽。钱吉辉站得远远，注视母亲。她松软的赘肉堆在真丝床单上。头发染得过黑，顶部发旋处，新长出一片灰白。她动了一动。他掩门，蹑足右拐。柚木地板吱咯响。
客用休息室，门把手略略生锈。一推，闷热袭面，灰尘呛鼻。也许是钱吉辉长高了，房间显小。家具静默包围他。花糊的落地镜面，影绰绰映出个中年男人，五官边角下垂，发线往上收紧。“噜噜，来——”他喊一声，停下来，仿佛等待回应。
离开时，天阴了。宋春华说：“你家真大，半夜上厕所怪吓人的吧，”又说，“你妈好漂亮，那年头就有彩照啊。”他不说话，她也不说话了。风经过她，吹向他。又经过他，吹向她。风从背后推着他们。她精心打理的长卷发，全都拥在脸旁，胸前衣服被吹鼓起来。
他悄悄落后。从背面看，她又矮又小，臀部壮壮。有一瞬，背影消失了，即刻又出现。“钱吉辉——”他的未婚妻停步转身，一身白色扎在暮光里。她适合白色，白色使她明亮。
他望着她，吸一口气，向前走去。
孙强国
孙强国最后悔的，是同意杨援朝夫妇来做客。他对杨亚萍说：“你嫂嫂是个惹事精。”
杨援朝的老婆、杨亚萍的嫂嫂赖晓丽，有着跟身材不匹配的大嗓门，说话像是水管爆裂，不断往外喷射。八年前，杨家老母病逝，两家因为分摊丧事费用闹翻。赖晓丽用手肘戳击孙强国，“瞧你那大鼻孔，翻到天上去，财都漏光了。剩着几点鼻屎样的铜板，好意思在我们面前当啷。”孙强国说：“恨不得撕了那女人的嘴，塞进她屁眼里。”
中秋节前夕，赖晓丽一连三个电话，“我们想冬冬了，他读中学了吗？”
孙强国心软：“你们来吧，欢迎。”
赖晓丽拎来两大包，放在沙发边。孙强国以为是礼物。赖晓丽夸奖冬冬个子高，“带大孩子不容易，亚萍辛苦了，没时间保养自己吧。”问用什么护肤品。
杨亚萍答：“我用大宝。”
“天哪。底子再好，也熬不过时间。女人哗地就老了。听说过玫琳凯吗？一个美国品牌，便宜又好用。瞧我的毛孔，小多了吧，”赖晓丽凑近，让杨亚萍观赏毛孔，“今天带了试用装，给你上免费美容课。”她走到沙发边，打开那两只黑包。
杨援朝说：“我们去抽烟。”
孙强国拿上打火机。
他们站在阳台抽烟。玻璃杯盛着一浅底水，放在围栏上。轮番将烟灰弹进杯子。他们是中学同学，一起在崇明岛插队落户六年。返城后，杨援朝把妹妹介绍给孙强国。年春节结婚。
抽完一根，又抽一根。聊了聊货币战争和中日形势。准备进屋时，杨援朝说：“让亚萍跟晓丽做化妆品吧。晓丽做得很好。”
赖晓丽已完成清洁、面膜、保养。称之为“基础护理三部曲”。专业护肤包里，插放一排排软管。她捏着三角海绵，掸拭杨亚萍的脸。杨亚萍拿起睫毛夹，摁摁橡皮垫，又旋出一支口红。
赖晓丽说：“玫琳凯口红无铅无毒，是可以吃的口红。喜欢的话，给你个会员价。”
孙强国说：“不许买。”
杨亚萍问：“为什么？”
“反正不许买。”
杨亚萍还是偷偷买了。先是一支口红，接着整套护肤品，最后花费二千元，购入护肤包、彩妆包和第一批产品。她向孙强国宣布：“我做玫琳凯去了。”
赖晓丽送一套职业装，说是尺寸太大，自己从没穿过。面料的确高级，杨亚萍必须屏住呼吸，收拢赘肉，慢慢提起裙子拉链。她穿职业装，背护肤包，挤公交车，到处上免费美容课。儿子放寒假后，送到奶奶家。奶奶由着冬冬玩电脑，吃肯德基。
外甥女告诉孙强国，杨亚萍反复搔扰，逼她买护肤品。同事说在人民广场见到杨亚萍，伙着几个女的，拉住陌生人推销。
孙强国和杨亚萍吵架，骂她又老又丑。杨亚萍回骂：“跟着你个穷鬼，倒了八辈子霉。”搬到哥哥家住。
杨援朝打来“亚萍啥事都听你的，你说向东，她绝不朝西。难得她想追求事业，为什么不支持。晓丽当上督导后，一月赚两万，气质也提升了。”
孙强国闷声道：“你家那个惹事精，我还不清楚。斩熟人，坑亲人。少跟我来这一套。”
冬夜冗长。孙强国看完《新闻联播》，将《新民晚报》翻来翻去，报缝都读过几遍。他希望有人说说话，或在身边走来走去，制造一点衣物磨擦的响动。他想起杨亚萍，年轻时是圆脸。现在身材渐宽，面颊却削了，从某些角度看，居然变成方脸。
圆脸蛋的杨亚萍，笑起来捂着嘴巴，像在偷吃东西。她忠字舞跳得好，一直领跳，并且因此入了党。在西双版纳插队时，学会孔雀舞。年“五一”劳动节，邀孙强国去厂里，观赏她的舞蹈表演。她向同事们介绍，他是她哥哥的朋友。
杨亚萍穿白衬衫和绿色八裥裙。不像孔雀，像只墩实的小麻雀，满场子扑腾。抹过胭脂的腮肉，随着动作一颤一颤。有那么几次，孙强国以为她在注视自己。她黑眼珠滴溜溜转，目光滑向别处。
演出结束，杨亚萍被男青年包围。孙强国坐在角落里，狠狠吃东西。橘子、香蕉、硬糖、汽水、瓜子……喇叭播放《步步高》。人群喧起来，桌椅往墙边靠。杨亚萍受到邀请，走向房间中央。
那是孙强国第一次看到交谊舞。震惊和羞辱，将他按在长凳上。他移过脑袋，盯住窗外锅炉房。黑烟拖散成一面旗帜。忽而风向紊乱，它们就不知所措，在烟囱口皱成一团。
后来的生活里，孙强国时常忆起那幕，忆起放弃杨亚萍的闪念。他不允许她单独出门，审问她的每个交往者。杨亚萍厂里组织春游，临出发前，被孙强国扣下行李。他们站在门口推搡，他抓住她，像要把她的手从腕上拔走。她搬到娘家，说要离婚。过三个月，自己回来。
冬冬出生后，杨亚萍迅速发胖。孙强国分到一套新公房。他们时常轮流抱着儿子，在小区散步。一次，流浪狗叼走孙强国的拖鞋。他追进草丛，踩了一脚狗屎。冬冬已经会笑，眯起眼睛，直流口水。杨亚萍捂住嘴巴，笑得出不了声。那是最融洽的日子。
现在，他们都老了，应该安心了。他允许她打打麻将，甚至偶尔跳跳舞。可她还要做传销。杨亚萍说，那不是传销，是销售。业绩出众的销售员，公司会奖励一辆粉红色汽车。“我想有辆自己的车，”杨亚萍说，“我是有梦想的人。”
孙强国觉得可恶又可笑，最终更可笑一点。他笑起来：“梦想？你十八岁吗？都一只脚踏进棺材了，还不抓紧过点本分日子!”
他的妻子，发卷归整在耳后，耳廓窄薄似两朵花瓣。他花了很多年，将她改造得规规矩矩、寡言少语。坚持做玫琳凯的杨亚萍，又使他想起那个跳交谊舞的圆脸姑娘。旋转，飞翔，隔着舞伴肩膀，冲他大笑。她眼眸灼热，似两汪烛油。人生所有的明媚，都在那一刻燃烧了。
孙强国扔掉报纸，决定去找杨援朝。夜色透深，路灯光像被冻住，风从每个衣物缺口袭击他。孙强国拉拉老头帽，遮好耳朵，吸一口气，扎入黑暗之中。
谭惠英
谭惠英是独养女儿，有过阿哥、阿姐、两个妹妹，先后夭亡了。奉贤泰日乡的男女暗地嘁测，说谭家沾了死人气，根脉弱。谭家世代是“望坟山”的。轮到谭根才时，东家到城里做生意，从祠堂边匀了几亩田，租与他种。谭根才卖完谷子，交掉租金，攒下七十六个洋钿，在坟山脚下承佃了八分地。
谭惠英随了父亲，干起农活来。满十三岁时，家里给她“做寿头”。父亲杀煮一只野狗，母亲下两锅山芋面，分与村邻吃。人客散尽后，谭根才提来一桶滚水，闭门上闩。谭张氏摁了女儿坐下，说：“今朝开始，你是大人了。隔壁三囡小你半岁，早就找好婆家。你这样大着个脚，是嫁不掉的。”谭惠英弹跳而起，径直往外窜。父亲捉她回来，绑在椅背上。母亲抓牢她的双脚，在水里烫得熟软，捞起一只，揩干，置于膝头，往趾缝里洒些明矾粉，拢着二趾、三趾、次小趾、末趾，往脚底心掰折。谭惠英又蹬又扭，连人带椅翻在地上，嗄哑道：“我也变小脚了，啥人相帮种地。”父亲在旁道：“慢着。”母亲手上一松。谭惠英又道：“家里刚刚多租了十亩地，索性全部我来种，种一辈子。”
谭惠英十九岁上，长得肩阔臀肥，腋窝肉一潽一潽。两只大扁脚横兜里一叉，整个人稳稳桩在田地上。某日，谭根才从邻村带来个男孩，找媒人相面测八字。谭惠英睃了一眼，见与自己年龄相若，脖颈细伶伶吊在领口上，支起一颗小圆脑袋，跟黄豆芽似的。谭惠英噗嗤发笑，那厢里耳廓一抖，细脖颈瞬即转红。
男孩入了赘，改姓换名为谭建平。成亲那日，他穿长衫，戴草帽，由媒人作陪，走过三里地，进得谭家来。谭家摆了十桌酒，吃喝到后夜。岳父母各给一块洋钿。他烫手似地捏住，“爹爹，姆妈，这真叫我难为情。”推让着，收下了。
婚后，谭惠英每日赶丈夫早起，铡牛草，畚牛粪。待到对过山脉轮廓隐绰绰扎出夜色，便催促他下地。谭建平忙到日头西昃，趟着两脚泥回家，扒拉几口稀饭，即又出门捉鱼。一次落了水，发起烧来。谭惠英詈骂他，见他落泪，便道：“哭个头，跟女人似的。”谭建平默然一晌，说：“你家做的好生意，两块洋钿买个长工。”“嘁，一块洋钿值三百铜板呢，你家里里外外，把屋头顶的麻雀屎算上，都没几个铜板。空着两只手，白白里讨了老婆，倒还委屈了。”
逾二年，谭惠英有孕，恰逢东洋人打来，乡人跑掉大半。堆满桌凳橱箧的板车，在村头纵七横八，交轧作堆。谭惠英说：“出门一里，不如家里。到外头也是饿死，索性待着，看鬼子拿我们怎样。”一天，谭建平忽从地里跑回家，拎了根柳条鞭，浑身觳觫不已。谭惠英再三诘问，才知他妈出事了，前日在灶上烧黄豆，香气勾来了东洋兵，她不舍得给，被一枪搠死。谭惠英想了想，说：“你妈也忒小气，命要紧还是黄豆要紧。”谭建平眦着眼，满眶的眼白，似要把黑眼乌珠推挤出来。
谭惠英临盆时，找不到接生婆。谭张氏拿了杀鱼剪刀，断开脐带，抹两把草木灰止血。旬余，婴儿肚脐出黄脓，隐有恶臭，继而双腿发紫，高烧而死。谭张氏给婴儿穿了小衣服，装在水桶里，欲出去埋掉。谭惠英拦下她，“小猢狲刚投胎就走，害我白辛苦，做啥还要浪费布头。”剥了小衣服，收好。母亲道：“你心肠忒硬了，比男人家的还硬。”
此后三年，谭惠英一年生一个，皆因脐带感染夭亡。生到第五个，谭张氏学了乖，敲掉一只新碗，拿碎片利口割脐带，这才保下孩子。谭惠英给他起名谭新官。新官三岁上，阿大阿奶[1]都走了。先是阿大，肺病不治。谭惠英用十几斗米，换了一副松木棺椁。尚在头七里，水牛突然发疯，冲过田畛，阿奶脚小跑不动，吃牛角一记顶，殒了性命。
请和尚做过道场，落下葬来，已是十月廿八，稻子不及收割。谭建平贱卖了二十只鸡，囤得一冬口粮。谭惠英朝他发火，“都怪你，管不住牛，害我没了妈，又折了鸡。”谭建平道：“耿牛发脾气，啥人拉得牢，你巴不得戳死的是我，对吧。”“窝囊废，你哪能不去死，到地底找你的小气鬼亲娘去。”
谭建平一掌掴去，谭惠英反抓他头发。两厢扭打，谭建平将妻子压在身下，拿胳膊肘碾压她的脸，“你个老屄，一直让着你，你倒以为我好吃吃。”见她不动弹了，便直了腰，抓了棉袄，奔出门去。
谭惠英晃散着头发，杵在门槛前，骂了一时辰。眼见鸦青色的天盖子，往坟山头罩下来。山顶十余尺高的柏树，遥若一排老人牙齿，将摇不摇的，掩着方格子似的祠堂。祠堂供有一排排金字雕龙红木牌位。谭惠英记得年幼时，曾被父母独留在那里厢。夜风挑弄树枝的唰唰声，令她几欲昏倒。她退回屋，上了闩，抱起儿子道：“你爸不会回来了。”谭新官被她双臂箍得气闷，刚想哭一哭，见母亲已经在哭，便惊得眼泪鼻涕全都缩回去。
月馀，谭建平归得家来。他瘦出一额皱纹，头发拖到颈窝上，粘成一簇簇。袄子里的棉花，这处那处扎出来，尽皆发了黑。谭惠英啊呀一声，嘴唇抖抖道：“讨饭瓜子，死回来啦。”把炭炉拎进屋，淘米上锅。谭建平佝在一边，缩手缩脚，觑着她的脸色。谭惠英道：“看啥看，我要吃掉你吗。”把饭在碗里夯实了，嘭地摆在桌上，睨了眼，看他吃。少后，问：“饱了吗。”摸摸他肚皮，手掌一折，将墙角扁担勾过来。谭建平背脊骨一激灵，手指头抓不住饭碗了。谭惠英把扁担在地上戳得笃笃响，“我暂时不打你，你给我好好睏一觉，明朝起来做生活。”
许志芳
儿子李援朝结婚后，张阿妹很少登门。最后一次去，是孙子李奇10岁生日，儿媳许志芳再三邀请。张阿妹傍晚才到，用拳头砸门。过道阴冷，不知谁家公鸡，不合时宜地打鸣。李奇拎来拖鞋。他比奶奶高了，头发简短，肉青色头皮隐现。许志芳迎出，“姆妈来啦。”张阿妹不换鞋，进屋坐到床沿，生气似的东张西望。
李援朝给母亲倒水。张阿妹说：“端茶送水是女人的事。”许志芳捧来桃酥。张阿妹说：“太甜，腻牙。”许志芳展示美术作业，夸李奇有天赋。又打开内衣抽屉：“奇奇最爱干净了，衣服叠得多整齐，小件在上，大件在下，不用教就会。”张阿妹乜斜着眼。许志芳讪讪起来。
熬到晚饭时分，张阿妹不动筷，大家都不动。张阿妹尝一口青菜炒肉丝，“‘本地人’烧菜太咸。”搛一筷咸菜炒小毛鱼，“穷人才天天吃咸菜。”许志芳说：“姆妈尝肉圆，我妈做的，放了地栗和荠菜。”张阿妹嚼肉圆，蹙起眉头，想说什么，终于没说。
许志芳知道，婆婆在外抱怨：李援朝讨了瘸脚儿媳，生了戆大孙子。许志芳觉得，李奇不聪明罢了。他在曹杨社区特殊教育学校。同学有耳朵不好的，有脑子不好的，多数脑子不好。李奇担任劳动委员，擅长擦玻璃，湿毛巾一遍，干报纸一遍。还擅长剥毛豆，胖手一掐一拧，豆子滴溜溜出来。
许志芳走路贴墙边，短腿缓慢着地，长腿奋力拔起。桃红尼龙围巾，仿佛花萼衬花朵，衬托她的面庞。有人等她，她就挥手：“你们走，别管我。”想快，快不起来，憋红着脸。李援朝站停，双手插裤袋，镜脚反冷光。他不去搀扶妻子。
许志芳是老三届高中生，参加红卫兵，写过大字报，批过语文老师。一日旁观武斗，被同学用自来水管误击，跌下领操台。骨折后腿瘸，检查出短缩畸形，未得及时治疗。年，进机床模型厂。年，考取交大机械动力专业。南汇老乡听说出了“女秀才”，送来两篮鸡蛋，一只喂得油光光的童子鸡。
许志芳不擅理工，一学期瘦八斤，大把掉头发。班长李援朝辅导她。翌年，俩人结婚。许志芳毕业，进内燃机械厂。李援朝说，儿子有智力障碍，是因孕妇许志芳工作过分卖力。夫妻感情冷淡了。
年福利分房，没有轮到许志芳。她和工会主席闹翻，离开工厂，考到上海专利商标事务所。六年后，事务所改制，成立有限公司。许志芳享受分红，每年进账六七十万。
她烫了头发，穿起羊绒大衣，去看望旧同事。到工厂后门，下出租车。见黑烟交缠，草木蒙垢。铁灰色砖墙上，残损的大红标语，“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大铁门里人影晃动，曾经熟悉的普蓝色工服。许志芳吸一口气。似有什么东西，瞬间梗住她。她猛然转身，一步一瘸地逃离。
许志芳把钞票从家庭公共账户取出，存在自己名下。李援朝的大哥患前列腺癌，许志芳拒绝借钱：“李建国不是骂我乡下人吗。”大年夜聚餐，许志芳在上座，挨着张阿妹，没跟婆婆说一句话。她不停给儿子夹菜。新买的翡翠绿手镯，叮当撞击碗盏。
餐毕，亲戚们站在饭店门口，互相寒暄道别。堂兄妹和李奇打闹，将雪塞进他衣领。许志芳呵道：“一帮坏蛋，欺负人。”推搡他们。李援朝哼一声，顾自走向车站。街灯稀薄，树影错杂，垃圾被卷离地面，旋出风的形状。许志芳模糊望见她的丈夫，背影小小，前倾着，渐成一个黑点。
开春，张阿妹肺癌过世。许志芳在静安河滨花园购房，置一套小叶紫檀中式家具。李援朝和她分居了。许志芳找了个钟点工，每天差来使去。还开始学电脑。上网疲倦时，推窗观景。苏州河伏在窗底。水色微皱，波光流离，云影子大团大团，横扫而过。许志芳有君临天下之感，她想做婆婆了。
帮儿子相亲，筛了五六名姑娘。有个彭晓悦，是所长亲戚。约会几次，发现只是领导邻居的远房侄女。李奇不肯分手，绝食抗议。僵持两月，许志芳屈服了。“傻儿子也不傻，喜欢漂亮女人。”
许志芳胖了，眼睑肥厚起来，目光一撩一撩，像个婆婆样儿了。她问儿子，和媳妇多久“那个”一次。李奇憨笑，说不清楚。许志芳半夜推开小夫妻卧室，沿门缝张望，被彭晓悦发现。许志芳说：“儿子不懂事，做妈的关心一下。”
彭晓悦跟同事聚餐，晚归。许志芳给她公司打电话，寻到饭店，大吵一架。她将儿媳的衣服，一件一件往窗外扔。彭晓悦说：“许志芳，你会后悔的。”
一个清早，彭晓悦出门上班，再没回来。带走身份证和本科毕业证。许志芳找到单位，发现她已辞职。想找当初的介绍人，怕家丑外扬。到派出所做笔录。大盖帽说：“你媳妇肯定跟人跑了。”
月余，彭晓悦打来电话，要求离婚，委托表哥谈判。“表哥”东北口音，自称是律师，说话拍桌子，嘴角堆满唾沫星儿。许志芳道：“我们奇奇家境好，女人随便挑。那个外地女人嫁到我家，不就图钞票和户口吗？”
拖了一年半，又替儿子找对象，终于同意离婚。半夜，许志芳接到电话。“死老太婆，受够你啦。去死吧，白痴儿子，瘸脚老太，哈哈哈……”许志芳挂断，意识到是前儿媳。彭晓悦醉酒般的哭喊声，在黑暗中缭绕不散。
许志芳起床，瘫在客厅沙发里。茶几玻璃干净得晃眼，底下夹满照片。李奇微微笑，露一点门牙，看着像个正常人。白衬衫，条纹领带，头发油油贴紧头皮，衬得面颊硕大。那是他的结婚照，身边人被裁掉，替上一张两寸黑白相片。相片里，许志芳三十来岁，直短发，顺风耳，五官像赵雅芝。她颠着跛脚，一步一步，努力向前行走。仿佛生活中的一切，都难不倒她。
杨敏安
那年季春，空气清透，弹格路的石缝绿了。梧桐新芽宛若婴儿手掌，沿街招摇。杨敏安登上楼顶，挥舞晾衣叉，感觉过节一般。
“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学校放假十天，命每人上缴老鼠尾巴十条、麻雀脚爪十对、蝇蚊全尸各一百。九岁半的杨敏安，伙着双胞胎弟弟杨敏泰，拿药条粘光公厕苍蝇。帮母亲把水泥糊灌入鼠洞。消灭蚊子的滴滴涕，要用嘴巴吹出喷雾，父亲不让碰，说危险。给了两只锅盖，一根晾衣叉，让弟兄俩赶麻雀。
楼顶挤满人。鞭炮、旗布、扫帚、毛巾、面盆、锣鼓。杨敏泰咣咣敲锅盖。杨敏安磨住个小年轻，借气枪玩。学了样，唇间嘬弄铅弹，双手摩拭枪管。上膛时，保险失效，压气杠杆骤然回位。他的左手食指，被弹得甲面崩裂。啊呀摔下楼去。
杨敏安多处骨折，腓神经受损。愈后脚掌不平，踮足而行，跟骨日夜疼痛。他不再与弟弟一起上学。未曙而出，垂暮方归。就着光色昏昧，独自瘸瘸拐拐地走。他听不得“腿”字。继而“脚”“裤”“袜”等，皆成禁忌。豁到一耳，就赪红了脸，狠掐自己大腿。某次，杨敏泰见他吃力，上前扶掖，被他打一拳。另次，他见同学遥遥窃语，疑似嘲讽自己，便拿弹弓射他们。再次，他读着报纸，蓦地趴软在地。经母亲再三诘问，泣道：“怎么麻雀又不算四害了，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十八岁上，杨敏安比弟弟矮一截，肩膀也窄，衬得脑袋奇大。仿佛扇上一掌，整个人会风向标似的，滴溜转起来。停课闹革命后，当了逍遥派。家中藏书翻熟，又去撬校图书馆门。管理员怜他蹇跛，口头警告作罢。
杨敏泰道：“看书有啥用。听毛主席话，革命去。”
杨敏安道：“瞧你，听风就是雨的。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杨敏泰乜斜他的腿，不语。
杨敏安耳尖一颤，额角青筋蚓起，推搡道：“你多有出息，还来可怜我。”
自此兄弟殊道。杨敏泰领了红袖章和盖戳的学生证，到处搭乘免费公交，又全国串联。再报名去西双版纳。临行跑到派出所，改名杨爱彪。继而从云南来信，宣称再次改名，叫杨卫东。
杨敏安愈发窝缩起来。读书、昏睡、发怔。配了赛璐珞眼镜。看人也跟看书似的，脖颈前抻，眉眼皱紧。他用鞋盒养过一只麻雀。喂食小米粥和熟蛋黄。旬余，将它抠了眼睛，烧了羽毛，扔在畚箕里。还常半夜摸黑而起，站到床边，默默看父母睡觉。母亲让他服用硃砂安神丸。他说：“早点翘辫子才好。混吃等死的，也没个尽头。”
逾数年，杨卫东顶替回城。杨敏安不肯同去接火车。向晚，过道喧哗。他从书页上匀出一眼，见两位老人，拥着个面皮焦黄的乡下人进来。啊呀一声，“杨敏泰，你从垃圾堆钻出来的吗。”湿了眼睛，相顾握手。握得手背一条白，一条红。
半年后，杨敏安进遵利金属制品厂，手工装配订书机。员工多为残疾，也有家庭妇女。忽听闻恢复高考，他心念大动，又怕落败见笑。偷偷买了书，想先温习几年。一日，同事凑来问：“看的啥玩意。”他夺回书本，“关你屁事。”同事哼道：“算你识字比我多。还不跟我一样，在街道工厂当个下等人。”
杨敏安觳觫，说不出话。裁了一条纸，写“虎落平原被犬欺”，夹在书中。决定当年就报名。在单位盖过章，瞬即全厂皆知，纷纷道：“杨敏安想要跳龙门啦。”更或模仿他快走的样子，一扑一纵。
杨卫东帮他抢购数理化自学丛书，在新华书店门口通宵排队。临考前十余天，杨敏安开始失眠。母亲彻夜坐守，用冷毛巾给他敷额。考试当日，父亲租了机动三轮车送他。杨敏安捽住他道：“求你别走，我不考了。”父亲给他买了汽水，抹好风油精，搀至门口。
杨敏安考到二百七十分。因身体残疾，未被录取。他病过一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自述是为国家利益而残，希望国家给个机会，让他发光发热。落款为“身残志坚的忠诚战士小杨”。寄出后，天天丧魂似的，往来于邮局和弄口传呼电话亭。母亲说：“领导人太忙，立时三刻回不了信。”又说，“除了考试，别的大事也重要。你弟媳都快生孩子了。”
杨敏安道：“猪猡活一辈子，就为吃喝下仔。我又不是猪。”抵不住母亲哀求，相过几回亲。一次，女方智障，不停痴笑。他戳着筷头道：“你们给我介绍的，不是老寡妇，就是缺胳膊少腿。现在索性塞来个白痴。难道我是废品回收站吗。”满座震惊。痴姑娘嘴唇抖抖，倏然落泪。杨敏安动摇了。事后对母亲说：“再给我三年，不行就娶她。”
两年后，英语列入高考科目。杨敏安只学过俄语。买了教材，跟着电台，从ABC补起。忽一日，将收音机撩在地上，“现在记忆力变差了。”父亲道：“早让你别学，学了也没用。你是残疾人，要认命。”即刻懊悔言重。捡起收音机，帮儿子调到《业余英语广播讲座》，故意滋滋开响。杨敏安推开道：“你说得对，我再也不学了。”
母亲即刻扎起教材送人。拎了苹果和麦乳精，上痴姑娘家定亲。请人打好五斗橱和夜壶箱，添置一台水仙牌洗衣机。领过证，没摆喜酒，草草搬作一处。婚后，杨敏安不与妻子说话。时或枯坐桌前，腾着双手，似读一本看不见的书。
过半年，看新闻，说高考录取体检放宽。杨敏安赶去区教育部确认，又梦游似的回家。见了妻子，撩手一掌，“都怪你，毁我前程。”到厂里兜兜转，逮人便说：“我向邓小平上书，建议改革高考制度。他采纳了，也不早点回信告诉我。”众人笑他脑子坏脱，又道：“反正讨了一只戆女人。一疯对一戆，正正好。”
袁跟弟
十二岁上，袁跟弟第一次见美元。父亲袁德才引她至阿蒂克风格的屉柜前，轻启一屉，“给你长长见识。这是阿美利加钞票，‘道勒’（dollar）。一沓子捏在手里，能把人耳朵割下来。”过道窸窣，父女惶惶然逃回客厅。
袁德才，滨海县人，木匠。听闻上海遍地黄金，便舍了薄田，举家迁沪，以修补家具为业。经人介绍，给个美国女人当长工。逾年，央着雇主，把做童工的大女儿，弄到俄罗斯犹太人家帮佣。邻里嘁测，“好好的工厂不做，跟罗宋瘪三搅和。”袁德才说：“他们懂什么。‘卖大母’（Madam）说了，在阿美利加，女人是有志气的。跟弟，你也有志气，以后像卖大母一样，到外国走走看看。”袁跟弟的男主人，医院的会计师，女主人在国际饭店当大班。袁跟弟给他们带小囡。婴儿学说话，她跟着学，很快会了俄罗斯语。还尝试烤蛋糕、煮罗宋汤。逾数年，老家娃娃亲逼婚。袁跟弟跪泣一晚，“我是开过眼界的，回不去了。”袁德才赔二十斤猪肉钱，退掉亲事。女主人听闻了，帮忙撮合对象。
张鹏生，海门人，读过私塾。医院，做牙科助手。玳瑁眼镜，派克式发型，笑起来眉眼酷似赵丹。他带袁跟弟到兰心大戏院，看俄罗斯舞蹈团的《天鹅湖》。袁跟弟问，为何不学俄语。他道：“学那个干吗，医院有翻译的。”第五年，时局飘摇，雇主举家回国。袁跟弟歇工结婚，未几有孕。新房在长乐路，一格亭子间，十二平米，张家用两条小黄鱼顶下。春杪，弄堂里的男式衣服纷纷遭窃。风传是败兵所为，换下的国民党军装，扔在街角花园。一日清晨，袁跟弟拎了菜篮，踅过路口，见上街沿睡满士兵。布鞋，布腿，短檐圆帽，灰白制服。各户收音机，齐唱《东方红》。袁跟弟踮着脚回家，见丈夫亦站在收音机前。相顾懵腾。张鹏生道：“不搭界，该怎么活，就怎么活。”
岁余，孩子断奶。袁跟弟复出，找了个新雇主。卖葡萄酒的白俄老太。袁跟弟给她封酒瓶。印度软木塞，煮酥，插紧，渍一下釉水。时或帮忙喂狗。牛肉、面包、洋葱、马铃薯、胡萝卜混煮，拌几只鸡蛋。老太误将“跟弟”，念成“凯蒂”。出示沙皇照片，“凯蒂，你看，这是俄国皇帝。”横掌作抹脖状。袁跟弟喏喏，回家与夫言。张鹏生道：“外国反动分子，你千万别搭理。否则出了事，我不管你的。”居数月，白俄老太起意去澳洲。行李众多，兼带两条狼狗，想让“凯蒂”陪至香港转乘飞机。袁跟弟办了赴港手续。张鹏生道：“你一去不回了怎办。”袁跟弟骇异，“我为啥不回。”“别装戇。以前你朴朴素素，穿个大襟衣服，脑袋上扎块爱国布。现在呢，衣服是缎子的，头发烫得七绕八弯。都腐蚀成啥样了，巴不得奔往资本主义花花世界吧。我妈早说你心思活络，不是个过日子的。我后悔不听老人言。”袁跟弟哭一场，推辞了白俄老太。翌年，洋人纷纷离沪，医院解散。张鹏生领了五百元解散费，失业在家。两年后，熬空家底，命袁跟弟一同回乡。袁跟弟道：“我是上海长大的，不会做农活。”张鹏生道：“要么回去，要么离婚。”争吵数日，袁跟弟妥协。
在海门，张家有砖瓦房一幢，田地四十亩，被定为中上农。张母攒着稻麦，不舍得与人分食。孩子们饿到肋骨可数。袁跟弟去仓中偷米，兑了水，放进砂罐，在灶膛里慢慢煨熟，给二儿一女吃。张鹏生嗜好烟酒，捺不住乡居清淡，半年后独自归沪。少时，袁德才来信，说三星糖果厂招工，让女儿也回去。张母道：“刚来就想走，当这里什么了。”袁跟弟让她拿粮食换船票。张母拍腿喊穷。袁跟弟道：“我种地不利索，拖了三个小囡，真会把你吃穷的。”张母这才嘀嘀咕咕，匀两袋麦子。轮船甫离南通码头，袁跟弟开始呕吐。到家时，满嘴苦胆汁，下巴都脱臼了。张鹏生醺醺然道：“怎就回来了，谁允许你的。”袁跟弟口不能开，涔涔泪下。去医院，查出颚软骨挫伤。每天拿一把扁勺，塞饮白水和粥。逾日得知，糖果厂要求技术考试。袁跟弟买半斤方糖、半斤圆糖，练习包糖纸。考取为正式员工。病一场，瘦得坐骨突棱，起立不安。硬撑着白天家务，夜间上班。怕自己瞌睡，故意抢重活干，在电炉上熔蜡。年末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开春，糖果厂迁至南京。袁跟弟对张鹏生道：“你也没工作，不如一道去。”张鹏生面皮赪红，“你肚皮又大了，不好好养着，去南京那种乡下地方干吗？”又道，“哪有男人跟着女人跑的。”袁跟弟辞了职。张鹏生打零工，读夜校。每月学费二十元，花光妻子积蓄。终于考上执照，在家开诊所。牙科椅占掉半间房。拆去大床，全家打地铺。
袁跟弟生了女儿，断奶后，到波兰人家帮佣。一做三年，学了点波兰语，在侨民中名气渐长。一日，患阑尾炎，医院探望。即刻有人上报。彼时，洋人被禁止随意走动，亦不能拜访国人，家佣须得专门指派，以防泄露国家机密。工会调查，袁跟弟是私人介绍的，没有经过组织。袁跟弟出院后，被总工会约谈。说她违反法律，勒令她编个理由辞工。袁跟弟据实以告，东家欲帮她去工会补办手续，被拦下，“他们就是恨我会外语，跟你们关系好。”工会盯了她五六次。又找张鹏生，做思想工作。张鹏生整日咻聒，不许妻子出门。袁跟弟只得辞工。少顷，居委会介绍来一名劳动局干部。自称姓邓，穿便衣，反复研诘：“你在波兰人家做过什么，讲过什么。”晚饭后方走。张鹏生道：“早让你和洋鬼子划清界限。看看，惹麻烦了吧。信不信我也跟你划清界限。”袁跟弟淡然道：“随你，我无所谓。”张鹏生吃瘪。翌日清早，邓便衣复来。继而上班似的，天天报到。自带茶叶和搪瓷杯，讨要开水冲泡。啜茶，咂嘴，剔牙，问这问那。无话可问了，玩弄假牙模型。或拧开红灯收音机，躺到牙科椅上，哼哼唧唧听电台。
稍后，政府拟将张鹏生的私人诊所，并入静安区牙防所，允诺每月三十元补偿。袁跟弟提条件，要求解决自己就业。两厢僵持。张鹏生瞒着她，签了字。及至诊所器械搬走，被告知补偿减为十元。又说张鹏生没有正规医学文凭，工资降到六十八。袁跟弟说：“你就是胆小，这下误事了吧。”张鹏生说：“你自己没工作，倒有脸说我。”
袁跟弟翻出失业证，兜头甩给邓便衣，“你在我家坐着，有吃有喝，有工资拿。我却喝西北风。要不你帮我介绍工作，我保证每周陪你谈一次。否则我自己出去寻生活。”她指使孩子们，上前捽衣抱腿。邓便衣磨不过，介绍她到北京西路的劳动服务队。自己跑去滨海县，找袁家阿舅探问。阿舅说：“我年参加的八路军，我外甥女小时候做童工，政治上都清清爽爽。倒是她那个男人，医院跑过腿，可能有点资产阶级思想。”翌年，劳动队辞退袁跟弟。领导说：“邓同志只让你做一个月。我见你工作卖力，才留了这么久。现在搞整顿，你没介绍信，我们不好办。要不你自己找找邓同志。”袁跟弟到劳动局，发现没有姓邓的人。去居委会，又至派出所。派出所说：“邓同志是外事处的，他有他的工作需求。”袁跟弟吵起来，“我成坏分子了吗？干脆把我铐走算了。”最后街道出面，安排她到通用制药厂，做外包工。两年后，工厂缩减人员。袁跟弟又失业，辗转数月，至上海十七漂染厂。每日忙到天黑，与小组长一起关窗户、切电源。张鹏生讥诮道：“临时工一个，这么卖力。不知道的人，以为是劳动模范呢。”袁跟弟翻起眼白，“反正我做啥，你都看不惯。”张鹏生不语，少时，道：“你太要强了，跟个男人似的。”
来年，袁跟弟转为正式工。参加厂里扫盲班，学习写汉字、做算术。三学期后，能佐着《新华字典》，阅读《毛主席语录》。或问：“你天天待在教室，不回去陪家人吗。”她答：“跟家里人没话讲。”路灯跳亮，袁跟弟阖上本子，松松腿脚。灌一口自来水，啃两只白馒头，独自走去公交车站。帆布书包上，悬一只小算盘。满盘松木珠子，随了脚步，沙沙滑移。仿佛小学生。她模模糊糊有了触动。此后上班下班，日脚安稳，直至大儿从黑龙江插队归来。
袁跟弟提前退休，让大儿子顶替进漂染厂。在家无事，练毛笔字。央视开播《跟我学》后，又购入教材，自习英语。揣一本《工作手册》，记满单词，时时背诵。张鹏生道：“你吃饱饭没事干了。”她道：“保不准以后有机会，去美国看看呢。我外文名字都是现成的，叫‘凯蒂’。”张鹏生哈哈不已，当个笑话，说与邻人，还“凯蒂、凯蒂”乱叫。袁跟弟让他别叫。弗听。袁跟弟掿了鸡毛掸，敲一通桌子。又召集家庭会议，宣布要离婚。儿女哗然，“老妈疯了吧，搞啥花头精。”“屁大的事，也值得发火，是不是肝脏不好。”“老两口吵吵闹闹，不都熬了一辈子。”袁跟弟流泪，“就因为熬了一辈子。”喧过几天，袁跟弟突然中风。愈后双手哆嗦，口齿含混。张鹏生哼道：“让你出去飞呀。”袁跟弟缄默。忽一日，唤来大儿，“樟木箱底有一件长袍，掩襟口袋里有张‘道勒’，我很多年不敢拿出来。”大儿依言，果然寻到一张年版美元。捋平褶子，递过去。袁跟弟眵泪模糊，使力捻一捻，点头道：“是这样的。”
张永福
张永福最早的人生记忆，是在五岁时。他抱着漏气的皮球，站在梧桐树下。马路明亮地发着烫。一个焦黄皮肤老头，推着咯啦作响的自行车。车后座有只工具箱，缠着棕绳，悬着硬纸板，写着毛笔字“修棕绷”。“坏呃棕绷修伐？坏呃藤绷修伐？”直拧拧的吆喝声里，有股长日将尽的倦怠。
父亲张宝根从对街斜穿过来。老头停住，摆正工具箱，多缠一圈棕绳，又扯了扯，查看是否扎实。破铜烂铁的自行车，终于挪出张永福视线。他看见父亲躺在一辆卡车底下。
直至成年，张永福都没弄清楚，那件事怎样发生的。母亲吴丽妹不提，他也不问。他记得空荡荡的马路，瞬间围出一堆人。一个大屁股女人挡在前面。鱼尾和葱，从她菜篮里翘出来，篮底滴答淌水。
张宝根生前是党委书记，吴丽妹是车间主任，“三八红旗手”。他们是新华无线电厂同事，自由恋爱。婚后，吴丽妹两次流产，查出是慢性肾炎，半因操劳，半因体寒。经人介绍，认识一位苏州来的老中医，吃半年中药，有了张永福。
张永福出生时，重七斤半，谁知越长越瘦弱。家里订一份牛奶。丈夫去世后，吴丽妹又从工友那里争取一份。逼着儿子，早一瓶，晚一瓶。儿子不见长胖，身高也平常。
张永福上学后，经常挨打。吴丽妹一横胳膊，将他拦腰折起，对准拱出的屁股，哗哗挥动量衣尺。她用竹筷子戳他，还拧起一丁点儿皮肉，转上几转。打过一顿，成绩稍稍提升，很快又跌回中等。
张永福跟同学丢沙包时，是捡沙包的；打乒乓时，是捡球的；跳鞍马时，是俯身作“鞍马”的。他很少玩，放学回家，看连环画，或者对着窗外，双眼定怏怏。
念到初一，学校停课。隔壁沪生阿舅死了猫，打算偷偷埋掉，被人发现，关押起来。多名邻居证明，猫确为病死，才洗脱“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罪名。沪生阿舅获释回家那晚，张永福梦见父亲，整张脸是糊的。醒来哭一场。
翌年，复课闹革命。张永福做起“逍遥派”。同学们批斗、串联、贴大字报，他窝在家看书。张宝根留下一柜子书，包着牛皮纸，末页页角标上号，归为“马列经典”、“古代文学”、“经”、“史”、“现代文学”、“外国文学”、“杂类”。“文革”开始后，吴丽妹将书扎进樟木箱，垫在床板下。
她批评儿子，“凡事不积极，胆小像女人”。她是“赤卫队”活跃分子。沪生阿舅的老婆，属于“造反队”。俩人经常辩论，互相乱骂，推搡起来。一天，吴丽妹回家，胳膊血淋淋，是在厂里被对手用砖头砸的。她自此消沉。
张永福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建工局下面的上海深井机械厂，做电焊工。三年学徒期满，工资从18块涨到36块。再过三年，涨到39块。一起进厂的青年，涨到42块。生产科长说，张永福不活络，吃亏。他给他介绍对象。
林娟是生产科长爱人的同事，从崇明农场回来不久。扎两根麻花辫，白色的确良衬衫，湖蓝乔其纱裙子，借来的圆头人造革皮鞋。初次见面，他迟到了，远远见她在树荫里，与介绍人并排站。她反复咬嘴唇，好使它们显得红艳。风向一抖，碎金似的阳光洒向她。
林娟嫌张永福闷，还嫌他穷。介绍人说：“你也29岁，年龄不小了。永福人品好，给他机会，也给你自己机会。”
第二次单独约会，在人民公园散步。林娟步速快，说话脆，像只小马达。她讲起父母双亡，只剩后妈。返城后住在四哥家，四嫂整天摆脸色。张永福想象与她组建家庭。哦了一声，面颊飞红。
第三次约会，去“大光明”看《少林小子》。暗场之后，分别进入影院，坐到相邻位子。她肉团团的手搭在椅把上，被银幕照得闪亮。他简直不知电影在说什么。她笔直不动，忽然扭头，冲他笑一笑。
婚后一年，有了儿子张曦。四口人挤在十平方米里，婆媳经常吵架，逼张永福站队。林娟将塑料面盆砸得嘭嘭响，骂他“像个女人没骨气”。吵了三年，吴丽妹得肝癌去世。
张曦念五年级时，张永福分到房子，一室半，在曲阳新村。他们封了阳台，安上移窗。张永福下班得闲，翻翻旧书，抬头看到儿子，在阳台里学习。饭后洗碗，厨房窗口外，中年男女扎堆跳舞。林娟也在其中。她戴上全部饰品——金戒指、珍珠项链，和一块用红绳穿起的玉。跳快三时，胸脯、腹部、小腿肚，齐齐抖动。她是他的妻子。张永福脑海中也似跳舞，有了哗哗旋转之感。
年，张曦考取华师大中文系。林娟同年下岗，厂里送来奖状，“光荣退休”，裱在玻璃镜框里。她膝盖长骨刺，不再跳舞，常到小花园打麻将。过了几年，听说儿子被保送研究生，淡淡道：“你爸没事捧本书，冒充知识分子，有屁用，还是穷一辈子。”
张永福去探望。张曦戴着眼镜，从研究生宿舍出来。他说学业重，没空回家。东张西望，还打开塑料袋，瞅瞅父亲买的苹果。张永福说：“是不是打扰你了？我就来看一看，你赶紧去忙。”
他逛逛校园，人中出汗了。买一只圆面包，坐在毛泽东像底下吃。校门口，新鲜面孔穿梭，使他有时光恍错之感。他也年轻过，面对即将展开的人生，感到惶恐不安。幸亏哗地一下，就过来了。张永福说不出滋味。他抬抬眼睛。太阳淡成金白色，迟疑不决地吊在教学楼顶旁。他吃完最后一口面包。
张忠心
张忠心八岁的记忆里，回家探亲的父亲张绍礼，已然是个小老头。面孔发暗发红，跟放久了的生肉块似的。关节粗大的手指头，捏牢两根木筷子，往堆成尖的米饭上戳点，“素音，你看，我们厂就建在山腰里，山脚上去都是宿舍，你一来就住大房子。工资不变，可物什便宜呀。吃的米都是新米，笋干鲜是鲜得来。内部电影随便看，黄山随便爬。你不是喜欢爬山吗。安徽风气也好，不像上海这么乱，你一人带两个小囡，又要上班，小囡轧上坏道怎办。”
陆素音挑起半筷子饭，又放下，“我就搞不懂，你为啥主动报名去皖南。人家躲也来不及，领导一个一个做思想工作。你到崇明支过农，我俩也不在一个系统，本来可以不去的。”“我是老党员，要有觉悟。毛主席说了，三线建设一天不搞好，他就一天睡不好觉。怎能让他老人家睡不好觉。”
张绍礼提出申请，将妻子调到上海自行车厂，再转至皖南光明机械厂。大半年后，办妥手续。安徽派来一辆交通牌方头大卡车。初夏时分，日头开得早。看热闹的街坊们，拎着小菜篮头、捏着煤饼钎子、提着马桶掝筅。“真走啦？房子哪能办，交给单位吗。”“素音到安徽住大房子，还在乎这屁眼一点点的亭子间。”“听说安徽人烧起小菜来，像是盐钵斗翻脱，肯定吃不惯。”“吃不惯就回来，乡下头有啥好待的。”“户口都迁了，哪能好回来。”
张忠心被司机托上车去，缩靠在母亲身边。卡车往前一轰，弟弟哭起来。陆素音轻轻拍拊他。一路无话，出上海，经平望，辗转湖州，小停于泗安。下午三时开到安徽广德，从宁国进了山。上坡下坡，迂回兜转。一家人跟手风琴的风箱似的，忽而挤紧了，忽而甩开去。陆素音呕吐过三次，张忠心额角被车门撞淤了。稍微平坦的间隙，各人汗着两只手，上下抓挠蚊子包。
山中竹林长势缜密，风吹不动，灌木绿到发黑。其间白点簇簇，是散居的人家。白点渐少下去，山林的轮廓也混沌了。卡车驶入山坳，至油坑村，停在光明厂食堂大礼堂门口。张绍礼仍在加班，一位同事相帮接待，将陆素音母子分置在男女宿舍。传说中的大房子，不过是些双层简易楼。外墙裹了土黄色喷浆，凹凸如蜂巢。一条条水泥梯从楼腰上甩出来，陡然插落于楼房之间。
旬余，全家搬作一处。陆素音被派到后勤处食堂，每日渥着两腋油烟味，从清晨四时，忙到夜间七时。弟弟在宿舍区玩耍。张忠心踞坐于水泥梯上，翻来覆去背乘法口诀。一个月后，他被安插到两公里外的瀛洲小学。陆素音再三请求，张绍礼同意请半天假，送儿子报到。张绍礼说：“要好好学习。”张忠心说：“哦。”两厢无话。
过瀛洲古驿道时，张忠心见拦路有堆牛粪，踢了一踢。“牛粪”盘盘然动起来，原来是条大蟒蛇。张忠心胫股皆软，狂奔出一段，啊呀跌入小河浜。扑腾几下，站稳了，流泪打捞书包。张绍礼已走远，良久折回来，“哪能走到河里去了，课本统统湿光，你能做好啥事体。”张忠心双手击拍水面，呼喊道：“张绍礼，你个大骗子，安徽啥都没有。”
瀛洲小学设在粮站内，一班十来人，全是当地孩子，经常抢夺张忠心带去的肉馒头。代课老师满口土话，听得张忠心一懵一懵。他开始逃学，攥了防狼的柳树条，漫山乱走。山色无常，倏尔落雨，倏尔起雾，云影子跟快速挥动的旗帜似的，从峰崖上大匹大匹扯过去。时或鸟兽煞静，唯闻山风四击，空空作声。张忠心害怕了，高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回声迎面扑荡，愈发怵人。
他犹如做梦一般，想起卡车后窗上的那一瞥故乡。灰砖、青瓦、三层阁、老虎窗、弄口的标志坊、街边的电线木头，尽皆浸泡在晨光里。挥手作别的阿姨爷叔们，迅速退远开去。上海现在怎样了，听后来的职工子女讲，学生天天闹革命，父母老师都被打倒。安徽的山沟沟里头，啥时也能闹起来？若是打倒张绍礼就好了。
逾年，光明厂子弟小学建成，抽调了几名工人当老师。老师整日里轧轧三胡，将课时随意打发过去。张忠心愈加野了，斗鸡、刮骨片、打弹子、吃香烟。打起架来，跟不要命似的，径往人脑袋上抡砖头。他做的火柴枪最为出名。铁丝拗成枪架，子弹壳钉作枪管，橡皮筋、自行车链条、轮辐条，逐次拼焊而成。捻一根火柴，插入枪膛，扣动扳机，能射至一米开外。
时有伙伴到上海过寒暑假，回来讲起生煎、小笼、鲜奶蛋糕，还有一种棒头似的硬面包，叫法式面包。“他们上海人奇怪吧，白天也看电影的。”众人哄起来，“什么话，你也是上海人啊。”“我们这种人，在安徽是上海人，到了上海就像乡下人。”
张忠心大声道：“上海人有啥稀奇，多只手还是多条腿。”夺门出去，踩着满路砂石，眼见快到绩溪县城了，从腰头上拔了火柴枪，朝一棵老树啪啪射击，“张绍礼，都怪你，打死你，打死你。”打光整盒火柴后，跟虚脱了似的，晃着两条臂膀，一步一挨往回走。
到家已是后夜，张忠心咣啷敲响搪瓷杯，“为啥不带我们回上海看看，”旋即自答道，“我晓得，老头肾不好，工作又忙，姆妈要照顾他。总有一百样理由。也是，去上海了又怎样，还不是要滚回来，死在这大笼子里头。”
黑暗中，张绍礼缓慢发声，“现在又有高考了，你可以拼一记，自己考出去。小辰光在上海，成绩蛮好的，还是红小兵排长。现在大了，不上进了，只晓得怪天怪地。”“我毙了你，毙了你信不信。”张忠心抽出火柴枪，摸摸索索顶在父亲颧骨上。房内煞静。张绍礼喉间倏然一响。他在笑，嗤啦啦笑不停，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了。
赵幺儿
苏翠芳的人造丝睡裙，薄到半透明，领口敞出一角胸罩。打麻将时，加披草绿开衫。红指甲在黑白麻将间跳跃。她抱起胳膊，等人出牌。指甲栖在开衫上，仿佛红花缀绿叶。
婆婆赵幺儿的灰眼珠，随之转来转去。“伟光，你老婆不洗碗。”
宋伟光倚在床头，哗地翻过一页《新民晚报》。“苏翠芳，洗碗。”
“这圈打完。”
赵幺儿等不得，自己跑到晒台，滤掉残汤剩油，双手泡进肥皂水。她不信任“白猫”洗洁精，痛恨宋伟光帮老婆洗内裤。最受不了的，是孙女天天看《排球女将》。一群穿短裤的日本女人，在屏幕上又跑又蹦。
赵幺儿2岁时，日本人打来。全家从阜宁逃到上海。爸爸拉黄包车，妈妈做保姆。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妈妈是四川人，怀孕的时候，曾经跳啊跳，想把幺儿流掉。
赵家住在艒艒船里。船身裂了，就上岸来，捡芦苇、泥巴、碎砖、旧木板、麻袋布，拼成一间草屋。赵幺儿被父母卖掉两次，自己逃回来。遇到个宋少爷，大她6岁，圆头圆脑，一笑看不见眼白。宋老爷不接纳苏北儿媳。宋仲述少爷出来，自己卖洋货。他爱喝酒，醉了打老婆，还有过两个姘头。
宋仲述40岁得胃癌，医院，术后转移成肝癌。锁骨如锥，一嘴牙龈血。赵幺儿给丈夫换裤子，看到两条浮尸似的腿，往外渗黄水。死，就是皮囊坏了，盛不住东西。她没力气哭，捏捏他的手。
那年，大儿就读江南造船厂技工学校，二儿念初中，三儿四儿上小学。赵幺儿黎明即起，烧好泡饭，埋进草焐子。借着天光，替里弄生产组拆线头。针织厂的边角碎料，用汽水瓶盖刮成“回丝”。赵幺儿两天拆一斤半，别人工资十一二块，她能拿十五块。她的右手食指抻不直了。
生产组解散后，赵幺儿帮忙带孙子。老大、老二、老三，都生男孩。老四生女儿。赵幺儿和老四住。孙子孙女，个个比她高了。长孙开始长喉结。宋伟光常和哥哥们吵架，说娘亲应该各家轮住。
赵幺儿依旧早起，站在观音像前，念念有辞数佛珠。衣裾泛黄的观音菩萨，在墙上身体微斜，一脸似看非看、似听非听。赵幺儿五点不到，掀孙女被窝：“太阳晒屁股啦，老虎从屁眼钻出来啦。”孙女哼哼着，翻个身，重新卷紧被子。
赵幺儿练字。50年代大扫盲时，学过几个字。她戴老花镜和袖套，弓在纸上，笔划抖抖地写：“毛主席”，用米糊粘在观音像旁。她说观音生前受地主欺负，升天后做菩萨，专门保佑穷人。还说毛主席神似诸葛亮，掐掐指头打胜仗。孙女听得打哈欠，不停瞥窗外。小伙伴喊：“宋晓玲——”她眉眼瞬间活络，房门钥匙往颈间一挂。“奶奶再见”，人已在楼梯口。
某个傍晚，赵幺儿倚在窗前，突然看见宋仲述，拎人造革公文包，站在十字路口。车子一辆一辆，密不透风开过。他跺跺脚，抬抬眼，似乎发现赵幺儿。他不是宋仲述，只是个圆头圆脑的中年人。她手臂浮起一片鸡皮疙瘩。
大年初二，赵幺儿出门倒痰盂，被“冲天炮”炸聋一只耳。顺便查眼睛，查出白内障。医生建议，等严重一些再开刀。宋伟光问，严重到什么程度。医生说：快失明的程度。又问，老母膝盖不利索。医生说：“没什么病，人老了就这样。”开了几瓶维生素E。
过完年，宋伟光伙同朋友，从滁州进了鱼和螃蟹，垫上麸皮，扎进竹筐，下火车拉去集贸市场。他向母亲解释：“我在做个体户。‘野猫’你记得吧，方阿舅的儿子，小时候在弄堂里偷衣服。他做个体户赚了很多钱。”
赵幺儿不懂。
“妈，我在做生意。”
赵幺儿懂了。“不能搞资产阶级，毛主席最恨资产阶级。”
苏翠芳道：“跟苏北老太有啥好讲。”
赵幺儿道：“苏北老太怎么啦？”
苏翠芳道：“你妈不是真聋，是装聋。”
赵幺儿告诉孙女：“你爸在搞资产阶级，干部会来砸东西，还会打人。你爷爷就被打过。”
“什么干部呀？”
“戴红袖章的干部。”
宋晓玲想起车站维持秩序的老阿姨，臂缠红布，目露凶光。
“看吧，折腾，迟早出事。”赵幺儿拖着小脚，挪过来，挪过去。她穿儿童保暖鞋，绛红腈纶呢鞋面，大脚趾部位磨成灰白。那是宋伟光买给女儿，宋晓玲穿不下的。鞋底磨损后，左右脚换穿。
一天清早，宋晓玲上学，赵幺儿去菜场买锡箔纸。在路口分手。赵幺儿说：“红领巾该洗了。”宋晓玲点点头，瞅准车流空档，飞速穿过马路。赵幺儿目光跟到对街，看见一个侏儒，仰着脖子，追赶公交车。“等一等，等一等。”公交车兀自开走。
赵幺儿大笑。她想起15岁时，第二次被父母卖掉，从无锡财主家逃出来，搭一艘艒艒船。那个清晨，天也这么冷，对船有个小伙在念书，朝她一瞄一瞄，瞄得她嗓子眼发热。两船挨近，她在英俊面孔之下，发现一具幼童躯干。
后来，哥哥告诉她，那不是怪物，是长僵的残疾人。哥哥给洋人跑腿，什么都懂。他说洋女人都是大脚，洋男人都怕老婆，还说他们能把活人印在纸片上。赵幺儿听得整晚做梦。在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未知。她希望走走看看，长点见识。后来遇到宋仲述，接连生孩子。一切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此刻又见侏儒，往事回光返照般涌上来。赵幺儿甚至想起母亲，粗嗓门叫着：“鸭儿!”那是“幺儿”的误念。赵幺儿抿抿眼角，膝盖一记扎痛，左脚踩住了右鞋，身边电线杆倏然前倾。她看见太阳，像一片金白色锡箔，天空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近。
周彩凤
周彩凤始终记得十九岁那年，由同事马小霞领着，捧了棉被，拎了杌子，揣了一袋水煮鸡蛋，从义门镇出发，走十几里山路，到“上海佬”工厂看露天电影的光景。
工厂是七年前建的。周彩凤的父亲曾被雇去炸山。厂房刷成泥土色，砌起砖墙，拉起铁丝网。东一座，西一座，匿在山坳子里。做邮递员的老乡讲，工厂通信邮箱地址用的全是代号，厂里有人别着手枪巡逻，仿佛军营一般。渐有闲话传开，说上海佬是来造大炮手榴弹的，要与美帝苏修做斗争。
逢到星期天，造大炮手榴弹的上海人，一串一串，蚂蚁出洞似的，来县城买东西。他们讲话嘀呱松脆，字句像从舌尖上弹出来的。饮食就更古怪了，居然吃虾蟹、田螺、甲鱼，连青蛙黄鳝都吃，还从上海运带鱼来吃。
周彩凤相帮父亲摆过摊，兜售芝麻、花生、瓜子、老母鸡。收了摊头后，父亲边点钱，边抱怨，说上海佬一来，样样涨价，“丰收”香烟都抽不起了。周彩凤一径嗯啊，想着上海人的手表、假领头、的确良衬衫、咔叽中山装。他们裤脚也比本地人的小，窄窄拖将下来，搭配一双白色回力鞋，别提多好看。
周彩凤从涡阳一中毕业，到义门镇当了老师。同事马小霞的二姐嫁与上海工人。马小霞因着便宜，去厂里洗不花钱的澡，仍背地数说二姐，“当了‘土上海佬’，真以为是上海佬了。回娘家也说上海话，烧肉居然放起糖来，还在枕头上垫毛巾。”周彩凤面色逐渐赪红了，“嫁给上海佬，政审严格吗？”马小霞似笑非笑道：“像你家的成分，是肯定不行的。”一时怏怏而散。周彩凤躺在宿舍里，翻来覆去琢磨。倏然起身，取一块毛巾，垫在枕头上，再将脑袋轻放下来。
逾数年，父母催婚渐紧。周彩凤说要响应晚婚号召，又说想参加高考。母亲跑去跟马小霞诉苦：“彩凤被小资产阶级情调腐蚀了。舍得花一整月工资，买上海床单。肥皂盒和自行车垫也买上海的。这是过日子的吗，传出去谁敢娶。你跟她最要好，帮我说说去。”
马小霞便去说：“我家男人的二表舅在险峰厂当军代表，要不帮你介绍个上海佬。”周彩凤道：“我家成分不好。”马小霞讪讪起来：“风气不一样了，现在不讲成分。二表舅在村里也是说了算的人，肯定给你选个好的。”
周彩凤这才作了喜色，回家说与父母。母亲道：“姑娘家的，送上门被男人挑，让我出去抬不了头。”父亲道：“吃个鸡翅膀，就要飞了呀，我是不会给路费的。”周彩凤不言语，自己掏钱买车票。
绿皮火车进山后，换作解放牌大篷车。一路淌泥，颠颠停停，往深处去。二表舅发现周彩凤在流泪，便道：“别慌，这事肯定成。厂里光棍一抓一把，跟白洋河的石头似的。他们闹到劳动局，说上海女人不肯来，局里发文给了优惠政策。只要你肯嫁，就能进工厂，粮油关系也能转进来。”周彩凤曼声道：“我虽是乡下人，却也住在县城郊区，以后真要嫁到山沟沟里一辈子吗。”二表舅一怔，没头没脑道：“方沪生是个大好人。”
方沪生，钳工，初中生，八年前进的厂。个头与周彩凤一般高，面皮焦巴巴的。两只离得过远的眼睛，使面相略显呆钝。他对二表舅说：“周同志好像老了一点。”二表舅道：“再老也是个女人，掰开大腿能用就成。”
两人很快领证。险峰厂劳资科派了人，到县城粮站迁户口。县里人说：“乡下户口进上海了呀，怎么弄的，我们也想弄。”母亲逢人便道：“彩凤从小有志气，没她办不成的事，”抓了别人的手，摁在自己衣衽上，“你摸摸，上海货，涤纶针织两用衫，女婿送的，时髦吧。”
周彩凤进厂后，被安排扫厕所。一个叫彭爱华的老乡与她同工。周彩凤说：“我好歹是高中生，当过老师的，现在做这种生活。”彭爱华道：“就是。你看上海来的女工，那个姓王的，长得像只猴子，前胸后背一样平，男人们还把她供起来，三班都不让她上。谁让我俩是乡下人，进的又是大集体。”“乡下人一样是人啊，本来就不该分啥乡下人城里人。”彭爱华骇然道：“你读书太多，思想有点反动。”自此两厢疏远。
女儿半岁时，险峰厂移交给了当地政府，方沪生夫妇被安置回沪。方沪生说：“你运道忒好，很多人山里一待十几年，你一年多就来上海了。”周彩凤说：“我要谢谢你的。”方沪生说：“我也是年纪大了，寻不着别人。其实跟你相亲时，我还谈着个黑龙江对象，看过照片，年轻漂亮。通信三四年，她就是不肯见面。我怕两头吃不着，就算了。”一时无话。方沪生问：“你在想什么。”周彩凤答：“我想买点菜，烧顿好的，庆祝一下。”
周彩凤逛了小菜场，归途碰到个新邻居，絮叨一路。邻居说：“你一歇上海话，一歇普通话，是北京来的高干吧。”周彩凤不答，进门顾自微笑。方沪生冷着脸过来，在小菜篮头里翻检，“买啥了，去那么久。记住，茄子别和肉炒在一道，番茄蛋汤放些洋山芋。我吃不惯你们安徽人烧法的。”周彩凤喏喏，想着邻居的话，又笑起来。
及至汤菜上桌，方沪生说：“我反复关照过的，怎么汤里还是没放洋山芋，当我讲话是放屁吗，”撩手将锅子掀在地上，“你个乡下人，不是因为我，哪能来上海，”俄顷，怒气稍歇，过来掰周彩凤的肩膀，“别哭了，你哭起来窸里窣落，听得人难过。我晓得的，你一直嫌鄙我文化低。彭爱华在安徽就离婚了。你也可以离，反正已经是上海人。我不怪你。”周彩凤甩开他手，抹了泪，俯身收拾狼藉，“离个屁婚，跟谁过不是过，孩子都生了。”
宗建国
宗建国觉得，自己一辈子的命，在杨翠芬围观杀人那天，就已注定好。
春杪夏初，满城出来看热闹。从福州路警察总部，至闸北公园刑场。抵肘摩肩，密不可透。孕妇杨翠芬夹于其间，脑袋旋来转去。俄见敞篷卡车驶过，警察腰间枪套锃亮。人群骚动，似一扎扎稻秆，被骤风拂乱。杨翠芬啊呀一声，腹痛如绞。
宗建国早产。囟门硕大，胎毛披身，仿佛多皱的小耗子。不哭，不吃奶，整日昏睡，呼吸浅促。杨翠芬喂糖水，吐出来。再喂，再吐。渐渐能吃。把乳头塞给他。逾数日，才学会嘬咽。
幼儿宗建国多病，家中药味绕梁。杨翠芬灰缟着脸，用木勺敲他手指，“你个小废物。”丈夫去世后，心力不逮，将他提早送入金业小学。她拆掉劳动布工作服，做一只书包。余料缝成抽口袋，装了砚台，拴于包带。又把大儿用过的写字石板，钉了麻绳，和书包一起，挎在他肩上。
宗建国身形窄瘦，拖着书包、砚台、石板，一路丁零当啷，走走歇歇。他性格清寡，与同学不谐。识字渐多后，翻着字典，读《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很快跳一级。六年级上，读完《父与子》，不甚了了，问大哥宗沪平，啥叫“虚无主义者”。宗沪平指着他鼻子，笑得流眼泪。
宗建国考上格致中学。理科庸常，语文拔尖，俄语学得好。他减省午饭钱，购买俄文版高尔基全集。高二，兴趣转至历史，淘了几百册旧书。用棉花蘸氨水，擦净纸页霉斑。定期翻动、筛捡、分类、吹风。杨翠芬说：“你想当秀才呀。”“我要考华师大历史系，做一名大学者。”
彼时，风向有变。文化课程锐减，政治学习频繁。念初三的妹妹宗继红，整日研究《人民日报》社论。未几，学校彻底停课。宗继红鞭抽陀螺似的，啃毛选，背语录，搞串联。宗建国做逍遥派。书本藏进樟木箱。每阅一书，抽将出来，包上《毛主席诗词》红塑料封套。
杨翠芬支使宗建国买菜，把书本拖到楼后焚爇。待他回家，一箱书已去泰半。他扔了菜篮，抢出三五本。眼看灰屑飞扬，焰头渐舔渐熄。
旬余，班级同学与工宣队员辩论，挨了批斗。一念滞懑，从五楼跳下。宗建国见有物直堕，嘭然作声。跑过去看，人已不会动，双腿软如面条，一条压于背后，一条甩在脸旁。
宗建国暗哭一场。将零余书本，逐页撕碎，泡成纸浆，倒进垃圾坑。自此愈发寡言，学半导体收音机组装。大半月，装出矿石收音机。继而第二台，四管来复式的，安了扬声器，能接收苏联对华广播。
杨翠芬说：“建国身体不行，脑子好使。以后当上工人，也凭技术吃饭。”宗建国额角青筋蚓起，将电子元件一捋在地，“狗屁工人，狗屁工宣队。一群大老粗，也配整我们文化人。姆妈，有人在搞骗局，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你晓得吧。”杨翠芬簌簌摇头，双手捂胸，胫股皆软。
年底，号召上山下乡。宗继红听信宣传，报名去西双版纳。宗建国被分配到崇明。年级代表率先参观，回来说，崇明止得盐碱地一片，茅草房几排。宗建国一腔怅闷，两手行李，到十六铺码头。
锣鼓阗喧，红旗翻沓。高音喇叭反复唱《共青团员之歌》。汽笛一响，知青如簏中之蟹，纷纷往舷边抓扒。岸上亦骚动，掷来鸡蛋、面包、糖块、水果。宗建国目光锚住杨翠芬，倏尔将她丢了。晨风湿重，江水动摇，码头远成一条线。他翻起蜡黄的手掌，仿佛向业已结束的人生作别。
在东风农场，宗建国胃出血，四只“+”，贫血严重。队里派他做创保员，旋至岗哨执勤。他为大队长修理收音机。大队长让他代表农场，参加发电厂扩建工程。同来的知青，间有上调回城。发电厂想留他。他执意回队，等待上调。逾几年，不入名单。他受人点拨，给连长和支部书记塞钱。迅速如愿，回城当上工人。
学徒工宗建国，时年二十八，顶发稀薄，满手硬茧。肾结石严重，开始以为腰肌劳损，延误成慢性肾功能衰竭。他是厂办大集体职工，活重，钱少，无医保，分不到房。年终发苹果，都没他的份。师傅匀他半兜，被他撩在地上，“谁要你们可怜。我读过很多书，是报效国家的人。”师傅说：“报效去啊。高考了两次，数学都不及格。书读进屁眼了吧。”
翌年，宗建国结婚。女方也是大龄知青。八年扁担，挑得右肩高，左肩低。每逢阴雨，关节酸楚。还有妇女病，例假时挖河泥挖的。两个老病号，半年就离婚。女方提出的，“这么个牢骚篓子，谁能跟他过日子。”
宗建国抱怨妻子不理解自己。抱怨社会不公，埋没人才。还抱怨母亲，说她当初忘备热水瓶，害他在崇明喝水少，生出肾结石，故而高考失利。说她怀孕瞎凑热闹，导致早产，让他体弱多舛，一无所成。
浑身的病痛，没能阻止宗建国发胖。他夏天穿背心出门，腋下赘肉，叠叠荡漾。他学会搓麻将，输钱就骂人，甚而掀桌子。还学会喝酒。最便宜的长江啤酒，三杯落肚，面色酡然，嘴里叽里咕噜。间或一怔，懵懂四顾，仿佛被自己搞糊涂了。同事告他状，车间主任威胁扣他奖金。待到周日，他买一条硬壳中华烟，上门拜访主任。
主任住福州路。宗建国途经外文旧书店，想起中学买过高尔基全集。又踅回来。敛衽正襟，蹀躞而入。书店翻新过。油墨味道使他眼睛濡湿。抽一本书，用拇指刮翻，随手甩在展示台上。他很久不读书，以后也不打算读。当年还想做学者呢，真正可笑透顶。人人都有自己的命，一早注定的。宗建国现已知天命，终于接受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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